对报告文学情有独钟
前一段时间，山西省
其实他什么都写过，诗歌、小说，散文，后来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写实的东西。80年代初期获首届赵树理文学奖的《玉峡关纪事》，赵瑜将其定位于写实散文，其实已显露了报告文学倾向。但是写报告文学的“头一下”，不是赵瑜自己主动想写的。
20世纪70年代，赵瑜在晋东南体委参加过职业化体育训练，游泳、自行车、篮球，篮球能打到区级教练。文革时期，体育帮助赵瑜度过难关，活得相对舒展。从事多年体育工作之后，赵瑜调到晋东南行署交通局，很多人事方面的政策强调干部也要现代化，他就又进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进修。在机关单位，干部要求按点上班，这对赵瑜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事儿。头天晚上看书太晚，第二天起不来，领导常常去敲他宿舍的门叫他起来写材料。以他的性格，不愿意跑官，不愿受拘束，体制的压抑对赵瑜来说苦不堪言。尤其是80年代的文学热潮对于全国青年有很大诱惑力，青年赵瑜也总在琢磨能写点什么，他热衷于组织民间文学社团，并担任长治“新羽文学社”的负责人。
1984年，山西地方文学刊物《热流》要创刊了，主编急于找一个头条，就约赵瑜写一篇煤炭题材的作品。这恰恰是赵瑜很早就琢磨过的，他觉得当时太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急于超英赶美而忽视了人性。其实是轻视人的生存，矿工地位非常低。他很快就完成了《新形象之诞生》，被安徽矿区评为“煤炭工人最喜爱的作品”，很快被《报告文学选刊》选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深层》，并获全国煤炭乌金奖。从这之后，赵瑜逐渐稳定地在报告文学领域，他觉得报告文学更适合他的性情。
平民化的视角
评论家白烨说，赵瑜是一位特别善于、特别敢于面对和处理各种疑难杂症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作题材上，赵瑜完全是顺其自然的态度。就像老母亲下蛋，是从小米粒般的卵慢慢成熟，不断生发不断孕育，“下蛋”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写完《强国梦》和《兵败汉城》，他感到没有把体育写透，终于在《马家军调查》里完成了这一夙愿。
同样写地震，赵瑜把立足点放在了山西的大后方。在《晋人援蜀记》中，赵瑜的平民化视角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其实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始终具有这样的视角。“任何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在关注庙堂的同时，同样该关注草根。过去遗留的政治债、经济债太多，重视平民的东西来不及细细琢磨。所有变革最终要把人放在第一位，现在平民化的东西浮出水面了。”早在90年代初期，赵瑜的《第二国策》就关注到环境问题，他对山西煤矿的现状感到忧虑并呼吁，山西不能再这么挖下去。
如果没有对这块土地的深爱，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他不可能写出这种历史感。再比如当前正面临新时期以来精神建设苍白以至崩溃，很多知识分子呼吁了多年，但是没有用处。“我一直在想，但是没找好的依托。文学家要写文艺性的东西，但是背后必须有理性的思考。我在想精神文化道德方面的话题，最后落足在五台山。五台山是一个秘境，七八十年代非常冷清，游客去了也就是看看风光；今天的五台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里建起很多牌坊让香客居住，成为香客精神寻求之地。写这部作品，还要考虑今天的时代对精神层面的影响，当前最主要的、急需剖析的是什么问题。”
2008年年底，赵瑜又与柴然合作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开眼――国家电网户户通电工程记》，全景式地反映了国家电网户户通电工程。他们用了70多天时间，走了8个省份的“老少边穷”地区，所到之处都是崇山峻岭，穷乡僻壤。赵瑜说：“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农电职工的命运，去书写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人生。一个作家，有一条是不能放弃的，就是平民意识。草根文化也是文学的根，是作家的根。而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倾向，只有和今天的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才有用处，要不然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
希望报告文学也能成为枕边书
报告文学是体力活，更是“走出来”的文学。赵瑜马不停蹄地走了近30年，收获了诸多荣誉，更收获了厚重的知识和见识。“我年轻时修养不够，由于从事了报告文学的写作，见惯了荣誉和倒霉蛋，增加了修养，自己就变得宠辱不惊。我感谢经历过的题材、人物、事件，他让我更懂得今天中国的样子。同时，每次写报告文学会倾向性阅读，使我能多读书，迫使我深入研究，比如我打算写五台山，必须对佛门有了解。我们这一代作家，最大的问题是学养太浅。而这些阅读可以滋补我的学养不足。如果没有目标我不可能深入研究。”
赵瑜认为，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幸运的，中国的历史给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异常生动的大舞台，给作家们提供了写不完的素材。对于过去有“报告文学作家断代”的现象，赵瑜倒认为，报告文学就得中年人做。因为年轻时总是浪漫一些，对他人的生存状态相对淡漠，更看重自身的感悟，比较自我。因此，看待和分析社会矛盾不见得准确。而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像庄稼生存一样需要土壤、温度、水分，从国家集体到个人，历史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以及人在这一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上中下、左中右，都得“通”。报告文学的热潮过去了，但是一定不必担忧生存问题。比如他最近看了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就令人感动。年轻人做则可能勉为其难。“古人说，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年轻人不一定写得好纪实文学。”
写作必须走出原生态
虽然扎实的写作不尽然全部都能换来丰厚的回报，但赵瑜还是执着地写。“虽然不可能高屋建瓴，在历史高度指手画脚，但是作为作家的责任感还是有的。比如中国人经历的不到半个世纪的残酷故事，如今竟被年轻人淡忘甚至浑然不知，我们是有责任的。你是职业作家，你再不去写，指望谁去写？我有这个责任，也绕不过去。写好本村本县本地区的事是应该的。”
90年代，赵瑜来到北京长住，生活了十年让赵瑜悟出了许多：“最近观察审视我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山西长治，发现比过去看得更清楚。过去我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写作视角，通过在北京十年的生活阅历，现在急不可待地、充满信心地写这个长篇。如果我一直在长治，不会比今天这个状况强。”赵瑜觉得，就文学写作而言，不必追寻大都市；就作家眼界和胸怀而言，必须走出原生态。仅仅在一条河，一个村落不是不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走出来之后再去关注生养过自己的土地，反而看得更清楚、更亲切。就赵瑜个人实践而言，在外面到处采访，包括在都市里感受文化前沿的发展规律，再回到山里或者“猫”到一个地方去写，好处多多。
赵瑜用三年时间完成了描写长治“文革”的《牺牲者》。采访一年，写了两年，他的大脑变成了“全面通”的电脑，因为他必须做到对这场战争的前后经过全面了解。之后，在山西的房子埋头写作。他说：“浮躁是作家的大忌。我经常回山西去，写一部作品要待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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