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出生于河南辉县，196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原理专业，1970年任湖北省鹤峰县中云中学校长，1981年获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武
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多次赴美哈佛大学、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论著有《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死亡哲学》、《脑死亡：现代死亡学》、《莱布尼茨》、《宗教概论》等。
几年前，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计划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看到一则“通报批评”，那些申请到课题却不能按时结项的统统被“曝光”。一个心无恶意的朋友顺口评论说：“瞧，丢人丢大了吧，拿了钱不干活。该！”我一个个看下去，看到了一个名字：段德智。
我说：“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个人不属于你说的一列。”
算起来，正是十年前，我要采访段德智，他呵呵地笑着，挠挠头说：“等我有了像样的成果再说吧。”那时候，他已经出了《死亡哲学》等多本专著和译著，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博导，国内少数几个莱布尼茨研究专家，创建了武汉大学的宗教学系并任学科带头人，被邀请参加世界哲学大会……
但这些，都还不够“成果”。那时候，我不知道段德智说的“成果”是什么。而这一次，他答应了接受我的采访。
从生命开始的哲学
采访就从他的“曝光”开始，他照例呵呵地笑，挠挠头说，那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当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趋同性研究”，2001年批下来的项目，本来应该在2003年6月结项的。这个研究内容，他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准备了，1987到1989年间，他先后写了两份提纲，并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写作。90年代做了两次大的修改，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时又做了较大的修订，别说按时结项，就是申请到项目那会子，要拿一个草样出来都是可以的，因为资料、思路、连同文本都是现成的。
但项目批下来，段德智却对自己的写作计划和过去十多年的思考产生了怀疑，觉得原来设想的写作规划不足以包含他心灵渴望倾吐的全部。段德智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维持原来的框架，因陋就简地修修补补，保证按时完工，还是“打破一个旧世界”，突破过去十来年、也是课题申报时拟定的框架，另起炉灶？前者轻松却不过瘾，后者任重而道远，前景茫茫。段德智仅凭本能和直觉就选择了后者。转眼到了结题验收的时间，他手里有文章、有书稿，但觉得不够成熟，不到拿得出手的程度，便任凭别人催促、曝光、批评，就是不接招。他还不知好歹，说，要不我把社科基金的钱给退了？横竖也没几万块钱。可学校不答应啊，这不是摆明了给咱集体抹黑吗？赶紧糊弄个东西出来交差吧。
段德智有他的倔脾气，他就硬拖着，一拖5年多。其实，他所谓“拿得出手”的标准很软性，就是自己觉得内心痛快了，要说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如果要说硬性标准，就是行文中没有空白和盲点，每一个注释、出处、术语都有了着落，确实敲定，这就到“拿得出手”的时候了。
2008年9月，他终于拿出了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的一个回应与扬弃》，顺利结项并被评为优秀。需知与他同时报送的123份成果鉴定材料中，只有66项准予结项，结项率才53.66%。何况5名专家的匿名评审，平均给分92，是一个相当惊人和罕见的高分。评论说该成果“是一部蕴含着作者多年研究心血、成一家之言且有相当分量的学生专著”、“一部极富特色和创见的、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著作”、“一部对读者极富教益、并在诸多学科领域都有思想火花辐射和碰撞的具有多重现实意义的著作，它必将在理论界、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等到今年初，《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一书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时候，段德智毫不掩饰他的得意和满足了。他倒不是得意于那些赞誉之词（虽然匿名的盛赞颇为难得），而是说：“它把我一辈子对人生、社会和哲学的所学所思所悟差不多都放进去了。不管别人怎么评说，作为一个学者，做到这一步，我也算差不多对得起自己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得之乐吧。”段德智自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自己本质和核心的精神欲求并不清晰，直到项目结题、专著出版之后，他慢慢回味时才意识到，他真正想表达的，是“真实的集体”和“自由个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层思考，其实要归因于他人生中那些梦魇般的经历和体验。他之所以不顾一切要写这样一本书，做这样一项研究，正是源于他的一些亲身经历。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谈到他的学术经历时曾说，他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而纵观段德智的学术经历，他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自然（理性），第二个研究对象是人（非理性），第三个研究对象是神（超理性）。他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外国哲学，主要研究洛克，后来对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和死亡哲学有兴趣，最近几年则侧重基督宗教和宗教伦理学研究。而这条学术轨迹的根，却埋在四十年前，青年段德智的生命当中。
理性、自然和人生的开始
1963年，段德智从河南农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大学是五年制，读到大三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段德智出生农村，家贫，饿过肚子，小学五年级时，早上起来要先挑水浇完黄瓜才能去上学的，根正苗红成分低，不怕被冲击。但“停课闹革命”，他的学业中断了。
1968年毕业后，他和部分同学先被送到湖北朱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干起农活来，当地农民都比不过他。他开起插秧机来，一天能拿下38亩地！后来被分到当时属恩施专区的鹤峰县工作，当过区中学的教师和校长，教过小学1到5年级的语数等一切课程。
1972年11月18日，这是一个段德智张口就可以报出的日子。那一天，他正组织学生开会，传达林彪事件的上级精神，突然被告知有人揭发他与武汉地区的“516”反革命组织有关系。他被带走，隔离审查。这件事现在说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对于当事人来说，实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冲击。有些被审查的人丢了命，也有的人为求自保开始乱咬别人。段德智说，“回想起来我都有点佩服自己”，他没有牵连一个人，也没有写认罪的交代材料，倒认真看起书来。都当过阶级敌人了，还怕什么呢？他还气呼呼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当然，“敬爱的毛主席”也没给他回信讨论这个问题。
段德智至今保留了他的“平反文件”的抄本，里面说，段德智同志“经调查核实，尚未发现有黑线联系的罪行，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予否定”。当年，革委会的人在其办公室给段德智看了那份盖着鹤峰县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处理意见书”，段德智就当着他的面，将文件抄到了他退还的有关材料背后。
段德智事后说，“反右”和“文革”中，他看到许多人被平白无故剥夺掉政治权利甚至生存权，现在，无妄之灾也降临他的头上。“一个人倘若被无缘无故地剥夺政治权利和自由，这种人生经历必定是刻骨铭心的”。他开始关注和思考生和死、人和人的主体性，一辈子的学术基点，都在这里。
高校终于恢复招生了，时已调任鹤峰县委宣传部工作的段德智给母校写了封信，表示想报考外国哲学史的研究生，这封信是用英语写的，表示他有专业学习的能力。段德智高中才开始学英文，但在“文革”中也一直没断过外语自学。1978年，在乡下蹲点的他提前五六天收了稻谷，甚至来不及搓掉裤脚的泥，便赶往考场。几个月后，他成为陈修斋和杨祖陶联合指导的第一届研究生，中国哲学研究界“珞珈山派”的大师兄。
非理性、人和哲学研究
出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政治路线的愤懑和厌恶，段德智选择了“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作为研究方向，专攻西方认识论，主要研究对象是英国经验论大师洛克。他参编了陈修斋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一书，还翻译了威廉・理奇・索利的《英国哲学史》。
段德智的勤奋努力能吃苦，是有口皆碑的。为了研究洛克，他把700多页的《人类理智论》读得滚瓜烂熟，以致于不论别人说到此书的任何问题，他都能立刻说出洛克在第几卷第几章第几节对此问题是怎样论述的。这使得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亲见此情景的许多外哲史界人士大跌眼镜。我亲见过段德智读的书，厚厚的一大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划满了波浪线和横杆，天头、地脚和切口都写满了字，密密麻麻的，可见这个人看书的时候有多卖劲。
1981年秋，段德智留校任教，当时的条件很困难，妻子的户口没法解决，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下雨的时候，室内水漫金山，得铺上一块一块的砖头，家人“跳跃式”出入，才不至于趟水。而段德智居然能在被水浸泡的床头，看他的哲学原版书。
在研究洛克的过程中，段德智逐渐意识到，认识论有个认识主体的问题，要全方位、深层次地理解认识论问题，就必须研究人。于是，从80年代开始，他着重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他翻译威廉・巴雷特的《非理性的人》，并在武汉大学第一个开出了“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和“死亡哲学”的课程，由此成为中国内地死亡哲学研究的领头人。《死亡哲学》一书不仅是他的学术思考，也与其人生经历和体验直接有关，出版后分别获得1992年的“中国图书奖”和1995年的“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而他写作出版此书时，还是一名讲师。
莱布尼茨研究也是段德智的强项，在国内同行中长期保持领先优势，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良好的学术声誉，译著《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和合著《莱布尼茨》在学界都颇有影响，在莱布尼茨研究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德国柏林第七届莱布尼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言。
超理性、神和宗教研究
在对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和生死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段德智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人不仅是认知主体、道德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而且也是潜在或彰显形式的（宗教）信仰主体。于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段德智侧重于宗教和宗教学研究。1995年，他和同事首次为武大的本科生开设“宗教学概论”课程。1998年访问哈佛燕京学社，进修宗教学，同时开始翻译杜维明的《论儒学的宗教性》。回国后又主编了《宗教思想家论人生》丛书，启动《武汉大学宗教学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将宗教作为二级学科放在哲学一级学科之下。国际上的宗教学与哲学却不是隶属关系，哈佛大学的哲学系规模和影响都很小，宗教学课程却很多，还有一个神学院和宗教学系。因为宗教学有相对独立的学科结构：宗教伦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文化学等，没法强行镶嵌入哲学的框架中，否则其发展必然受到人为的限制。
所以，在北京大学之后，段德智创建了全国高校第二个宗教学系，而且是唯一与哲学系分离、独立存在的宗教学系。武大宗教系经历了跨越式发展：1997年，设立宗教学系一次成功，1998年，设立宗教学硕士点一次成功，2000年设立宗教学博士点一次性通过，并设立宗教学本科生专业，2002年，宗教学专业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二，2004年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均排名全国第二……
武汉大学基督宗教与西方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宗教研究强调“三个区别”：把宗教学研究同宗教信仰、神学研究、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研究三者区别开来。并且注意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宗教学学科建设，设立了三个研究方向：宗教伦理学、宗教人类学和佛学研究，研究团队以基督宗教研究为体，以中西宗教文化比较研究和宗教心理学研究为两翼。现有研究人员掌握的外语语种包括英、法、德、日、俄、希腊、希伯来和拉丁语等，具备直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和交流的基础和能力，学术潜力和发展空间极大。
如今，段德智正参照多种英译本和拉丁本，主持翻译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和《论存在者与本质》。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起点，《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两书加起来有450多万字，光拉丁文本就有一尺多厚。都说“三十不学艺”，可为了宗教学研究，实心眼的段德智年近四十时开始自学拉丁文，如今已经能流利阅读了。
美国圣路易大学哲学系的Stump女士被牛津大学王尔德讲座委员会称为目前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她非常看好段德智主持的阿奎那主要著作的翻译工作，认为可以和中世纪的哲学家波爱修（Boethius）进行的事业相媲美。波爱修第一个把希腊语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从而影响了欧洲一千多年，而“中国的波爱修”将对国际阿奎那研究和中国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而在阿奎那研究领域享有世界声誉的美国哲学协会会长EleonoreStump教授也说：“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需要来中国，向中国的、特别是武汉大学的同仁们请教阿奎那的哲学！”
段德智的身上有一种非常深刻和有趣的矛盾。任何一个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老好人，谦逊得无以复加，对谁都客气。但说到自己的研究和人生，他每每表现出“洋洋得意”和当仁不让来。比如，他总结自己的哲学研究，三部曲，“一步一步地走向珞珈山哲学和宗教学殿堂的深处”。他显然对自己很满意，借用他自己的术语来说：主体性很强，而且高度自我认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是一个在哲学研究中无比幸福的人。
有一件事对段德智的刺激很大。1998年，他应邀出席了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会议有100多名“特邀代表”，连一些小国家都有，我国却没有一位，可见国际上多么不重视我国的哲学研究。我们的哲学研究队伍很庞大，从业人员很多，可成果却极不相称，也没有很好地与国际哲学研究衔接上。原因很多，但段德智认为，这无疑与我们部分哲学研究人员缺乏使命意识、承担意识和献身精神有关系。
所以，段德智要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良心”的人。在一个学术腐败成为持续的公共话题的年代，段德智无疑是属于“活化石”类别的学人。他很少参加学术会，平均一两年才出门一次，也很少出书，平均好几年才出一本，但他的课上得不少，老的课一轮一轮地上，每年都有新内容，还不时开设新课。他更多的时间，只是在家里坐着，在一屋子的书和一台电脑的中间，看书、思考、写字。但人生有时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么一个不折腾的段德智，半辈子却干了不少事情：莱布尼茨研究、死亡哲学的开拓、翻译《神学大全》，创立宗教学系……
话说梅花是世上最无畏惧、也最不着急的花，既不怕苦寒，又不着急花开得晚，还不着急花开被混同于雪。这个不着急，来自骨子里的自信和骄傲。所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段德智就是这么一个具有梅精神的人，不着急、不害怕、不温不火、不躁不愠，自成一段疏影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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