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教科书或专著在阐述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存在只重视理论逻辑推导和研究结论，而忽视理论假定前提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现象，进而盲目照搬照抄比较普遍。本书指出科学的财政税收理论的任何结论都是基于严格假定前提的，前提变了，结论就不正确。而前提所反映的往往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人的活动行为中最普遍的特征。因此，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民族的、时代的，不存在能够解释、处理经济财政税收问题的普世而皆准的经济学说和财政原理。财政税收实践也是具体的、差异的、民族的、时代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财政税收行为、财政税收现象，财政税收制度和政策的产生都有其经济社会背景，都只能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才能有效运行。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基于英美等国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往往不是很适合于中国。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财政税收理论，要么因为不能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或者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有用的思路和方略，而变得无用；要么因为读者囫囵吞枣、食洋不化、生搬硬套、误导误用，而对财政税收实践产生弊害。
因此，该书非常注意理论原则的假定前提、制度政策的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对重要的理论和制度政策模式的辨析，告诉读者谨慎地对待所有的基本原理，不仅让读者全面掌握税收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而且着力提高他们对理论原则和制度政策模型的判别能力，避免在应用于中国实际时出现差错。例如，对最优所得税理论和一般均衡税负归宿理论等，作者不仅弄清理论内涵，还强调理论的逻辑前提，告诉理论的贡献与不足。指出高税率、多层次的累进性个人所得税可以作为调节收入分配手段的观点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过时观点，米尔利斯和哈伯格，从最优所得税和长期一般均衡角度证明了，所得税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项缩小不平等程度的有效工具。在这些方面他们有很大贡献。但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的理论用于具体的税制设计。又如，出于减轻农民负担考虑而对农产品实施的增值税免税政策，由于农民不能抵扣购进投入品中的进项税额和农产品价格的税负转嫁性，不一定会给农民带来利益。在增值税设计时要注意这样的特点。
该书从税收的本质特征出发，不仅将以税收名义出现的税收纳入研究考察范围，而且将不以税收名义出现而具有税收实质的所有财政征课加以研究，这主要包括以费、政府性基金等名义出现的财政收入项目，例如各种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费、排污费等。不少的教科书和文章只将具有税收名称的财政征收当做税收。这样实际上所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全面。只有这样从实质而不是从名称出发，才能反映税收的全面、真实情况，才能了解人民的税收负担全貌，才能正确地并且有可比性地计算税收占GDP和政府收入的比重。
作者还注意到中国仍属于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存在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人际关系机制。作者还揭示了受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以及财税体制自身特点，中国存在许多特殊的税收现象，如促使财富从农村地区和相对不发达地区向大中城市流动的逆向财政税收机制（非对称财政税收机制）等等，只有充分揭示了这些特殊现象，把握了其规律，财政学、税收学才能有指导实践的能力和功用，受教育者才能获得理财治税能力的提升。
该书实际上构建了一套能解释中国不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特殊现象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即中国的税收学原理，从而培养学生掌握中国现实条件下税收学理论范式、税收制度设计的原则和方法、处理税收问题的思维方式。作为我国财税领域的名家，作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令人印象深刻，对未来本领域的发展具有典范意义。
古人说“知有所合谓之智”，一种理论、一门知识只有在与实际吻合时，包括从历史中得出经验、从实践中得到招数，回到实践能够启迪思维、判别是非曲直、更新观念，才能上升到智慧层面，而只有用包含智慧的理论和知识作为教材，才能让学习者具有及时发现问题、正确分析问题和妥当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从而达到增强能力、提高素质的教学目的。基于这样的考虑，该书自始自终关注分析方法，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政府征税有成本。税收制度设计和政策的选择，不能只是考虑财政利益，只考虑形式优美（如国际接轨、法规健全），只考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还要考虑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幸福程度的影响。任何税收制度和政策的改变都有成本，即产生降低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希望我们的读者藉此掌握“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维方法，当遇到制度变革和政策改变时善于找到代价较低的方案，以此达到实际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
凡此种种，说明本书对于中国的税收学理论发展、教学和学科建设，以及中国的税收制度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是一部首屈一指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会使学生极大受益的精品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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