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是散文大家，又有“文坛常青树”和“铁笔多面手”之称。长短篇小说、传记文学、散文、诗歌、评论、随笔等，均各有多部专著问世。其中，长篇小说《文明地狱》、《同在蓝天下》都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他的诗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他的散文《石英美文选》被多家报刊选载、连载，被誉为“真美、大美、绝美”，
我在阅读石英的新作《残酷与温馨》的同时，眼前时而展现他气宇轩昂、昂首阔步、勇往直前的身姿。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是什么场合，无论是距离长短，只要是行进中，他总是保持这个身姿，并且总是右肩左斜地背着个黑色大挎包，里边装满了他笔耕疆场上的全部装备，犹如战场转移中专伺冲锋陷阵之军人，又似在探寻宝藏中的地质勘探者，打开行囊，便可战斗便可工作。石英在作家的征途上就是这样昂然奋进、勇往直前的。
爱上写作，始自他上小学四、五年级时。寒暑假期，老师要求学生们每人交篇作文，记述假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他很轻松地写了一篇，意犹未尽，又写一篇。于是，他的假期作文，写了不止是一篇、两篇，竟写了一本交给老师。老师称赞他：很好！坚持下去，以后准能当作家。
钟情写作，是他自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考上南开大学中文系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在读书间隙多写作。而系主任则明确宣告：本系是培养文艺理论家而不是培养作家的。可以多下功夫学理论知识，不要搞文学创作。可石英偏偏写散文小说，除保证功课60分以上的功夫外，他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没有课外活动、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其他爱好，一味儿地读、思、写，当然都在悄悄地进行。就连文稿的署名，他也更名为石英――取石英石坚硬而透明、棱角分明意。以至多家报刊发表他的作品并赢得好评，传至该校、该系时，大家才知道他就是石英。
除正常工作外，石英全身心地投入了体验生活、深入采访、构思与写作中，有“拼命三郎”之誉。他的《吉鸿昌传》是文化大革命前文学出版界最早的人物传记，能起到榜样之作用，无论是选材、结构还是文字上，都开一代新风。而《文明地狱》，被中宣部当成重点书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推广，几家报纸交叉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联播。他的另一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也为多家报刊选、连载，就连小说名也被一些报刊借用为专栏名，或成为一些社会活动的口号。以后的多部作品，其影响深入人心。
为什么他的作品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高质量是无疑的。而高质源于“打拼”。凡他未去过的地方，只要有机会，他从不放过。他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我是想接受陌生地域历史与现实对心灵的撞击，这样就会诞生好作品。他的“美文集”就是这样问世的。他把上述生活方式称为“独行侠”生活。退休后，石英又被一出版社聘去当编审。为工作方便，他住到了单位附近，业余时间几乎都用于笔耕。今年3月，他腰疼十多天仍坚持笔耕。实在难以忍受了，他才回到家里，经妻子的精心调理和医生治疗，稍有好转，他就找了块木板当桌面，斜倚在床上开始了写作，未等痊愈就又离家出走开始了“独行侠”生活。石英的爱人说：“这样快一辈子了，我们都习惯了。只要他觉得充实愉快，就什么都好。过一段时间他带一本新书回来，我们就为他祝贺。”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石英“散文观”中的一句话：“喜情文，爱美文，独钟意韵，生命与文学精灵结缘相伴。”我倒觉得石英对写作，已不只是个“打拼”的问题了。而是痴情于写作。痴情，系痴迷不舍于爱恋之情。正是由于他对文学的痴情，他的创作才大有作为。由此可见，痴情与作为是成正比的。小痴情小作为，大痴情大作为；对一事一己之痴情是小痴情，对事业对国家之痴情是大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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