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脱离80年代的时代背景而理解中国知识界对五四的热情关怀这一现象。那时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由各种原因无法直接针对理念或者政治问题而展开的。那时“启蒙”这个词属于比较含蓄而管用的批判现实的概念工具。在这个时代的脉络之中，五四时期常常被比拟成
进入90年代：80年代式启蒙观念的内在破裂
进入到90年代以后，80年代式的作为“启蒙”的五四观念直面于深刻的挑战。很多知识分子觉察到从前式的对“启蒙”的理解已经无法提供能够开辟当前复杂现实的理论武器的事实。于是，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模糊的共识也无法避免分化。知识分子通过整个90年代所展开过来的争论莫非是从此生根。90年代初围绕激进与保守，人文精神问题而展开的讨论给我们展示着如下事实。即，单单依靠启蒙／封建(愚昧？)的二元对立式的对现实的认识态度很难把握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的种种弊端。通过这些讨论，知识分子重新形成了90年代版本的批判知识话语。但是，这次的话语版本的“升级”过程，亦即从80年代式启蒙自我分裂或者内在破裂而形成的。到这个阶段，五四也再不是知识分子要借入现实必须经由的一个迂回道路了。
五四研究的转型：从“整体”到“分科”，从“思想”到“学术”
五四在知识分子对现实关怀中的象征位置和其功能虽然比80年代减少，90年代对五四的关怀并不处于萧条局面。相反，它在知识分子和现实的互动关系中，跟以前不同的方式照样起很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对于五四的“整体”式解释这种老方式已经开始被怀疑。从此，更重视的是，构成作为“整体”的五四的各个“分科”。这种研究方法上的转换，打破了习惯于理解成对现实的一种态度或者立场的80年代的五四观。于是，立足于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等更为细分而专门化的各个分科研究方法吸纳了整个90年代的五四研究。五四可以说，从一个“反思的对象”(思想)变成了一门“研究的领域”(学术)了。
举一个例子，90年代陈平原的学术史(以及大学制度)研究能代表这类趋向。在知识分子介入现实问题时，他很重视处理学术／政治之间严密界限。我们回溯到90年代的文脉时，把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和直接的政治参与之间要拉开适当距离的这种策略，可以看做成一种提高知识分子发言的权威(依靠学术上的严密性)和确保对发言后果的制度性保障(学术领域的自律化以及批判的间接化)的一种尝试。这种意义上说，至少在90年代初、中期的文化语境中，如此强调学术独立与自律性问题，是否可以说是一种葛兰西所提出的“阵地战”(warofposition)的学术版本？作为自我剖析的“启蒙”批判：回归到批判知识分子的原点的一种策略
另一面，一些知识分子通过检讨整个80年代五四观而尝试建立对“新”现实的更透彻的认识以及有效的现实介入方式。比如说，汪晖站在强调五四所涵盖的多样性和内在矛盾性的立场，而对80年代五四观蕴含的模糊性进行过批判。这种对80年代五四观的反省，进一步扩展到反思80年代的整个思潮。这种批判知识话语的自我更新，带来了给知识分子有效地再构和恢复其批判角色的可能性。此后，汪晖所参与的90年代中国知识状况的梳理以及所谓“新左派／自由主义”讨论也正是从他对五四的解释中导出了线索。这样看，五四研究在90年代，不单是进一步强化了学术性和专业性，还是让知识分子形成自己对现实的不同立场的核心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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