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降临也就是它在各个民族地域国家的开场式是十分不同的。在历史里，我们看到它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渗透、融入，甚至突然出现在某个国家的大地上，由此造成了不同的悲欢。
一
英国是最早演变形成的现代国家。当我们追溯它的现代性降临的具体情形时，却发现
英国是现代化的发源地，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故乡。“现代”对于英国无前例可循，一切皆自然而然地发生。
土耳其和中国一样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对于它们而言是具有某种“被强迫”的性质。如果不是西方强硬地打上门来，它们至少不会那么主动地要让自己现代起来。不过现代性在这两个国家的降临也上演了不同的故事。前者代表寻求现代与伊斯兰传统妥协的类型，后者代表彻底隔断古代历史、语言与现代的联系，并否定其价值的类型。
现代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从19世纪开始在西方步步紧逼下，逐渐衰败，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现代化过程中经受的失败和挫折有甚于晚清的中国，或许是因为伊斯兰信仰的原因，西方所经历的启蒙主义、科学的觉醒、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所有这些欧洲伟大思潮的发展都没有在土耳其引起与大失败和大挫折相伴随的激烈回响。土耳其的改革先驱学习西方，但却从没有为西方思潮的马首是瞻，相反却寻求西方与伊斯兰传统的妥协途径。从过去的传统中解释出与西方制度的联接点的做法虽然勉为其难，但却让人看到努力――在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抛弃伊斯兰信仰，而是同时努力让古老的信仰获得新生。例如19世纪后期土耳其新文学和思想最杰出的先驱者纳米尔基马尔就从古兰经及其宗教法谢里阿特中找出术语“巴亚”(baya意为公众或人民)来接通传统与现代人民主权的理论的联系。(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与土耳其相近的晚清中国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然而当西方思想有了一定程度传播之际，中西之间的对垒却不是以融通为主流，而是以抵抗、甚至是自我标榜为主流。例如将传统思想划定为“体”的范畴而将西方思想划定为“用”的范畴。
然而就是这样犹抱琵琶式的“开门主义”也很快难以为继，晚清与列强竞争中一系列的失败震动深远，终于引起了五四――现代性的另一种开端，它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但是它的开场式却如此地令人震惊：彻底地否认绵绵相续数千年传统的价值，怨恨先祖开创和传承的历史，憎恶文字记载的典籍以及用于记载历史和思想的文字。五四创造了一个关于自己历史和语言的“他者”的想象，这是一个绝对应该打倒的“他者”。
二
五四时期，那种现代性暴烈式的降临与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大失败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鲁迅小说《风波》对此有强烈的隐喻。
一部鸦片战争至晚清、辛亥，再到民初的历史，无论作为一个民族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充满了屈辱和失败的历史。这部历史最令人沮丧和心碎的一页便是袁世凯称帝，洪宪复辟(1915-12――1916-3-22)。
超过半个世纪屈辱和失败的历史像一座大山压在先知先觉的仁人志士头上，最终化作一股强劲的怨恨爆发出来。这怨恨的大爆发便是现代的思想洗礼――五四新思潮。
由失败开始我们便看到了其中清晰的逻辑线索：失败加深了怨恨，怨恨推动了将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转化为想象性的怨恨对象――“他者”；再由对“他者”的责难、清算开辟未来的道路。
当所有征服外部世界的变革可能性都被堵死之际，这股追求变革的力量必然向内转指向塑造民族“大我”的历史和语言。民族的历史和语言被贬低成想象性的怨恨对象，通过对这个想象性怨恨对象的批判、控诉、指责，一方面提升变革现实的勇气，鼓励变革现实的热情；另一方面搬走那种不认同“向内装”的做法的障碍。
学界逐渐传递出对五四批判传统的责难之声，但我们还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此种将民族历史和语言当做怨恨对象的做法是有极大积极意义的：它在话语上截然划分了阵营，――以新词汇、新思想为一方；以老词汇、旧概念为另一方，并最终剥夺后者的“话语权”，使之退出舆论的舞台。
这种现代性的扩展、传播方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输入外来文明，从而挽狂澜于既倒。
三
历史虚无主义的阴影――这种现代性的扩展方式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
l.历史的虚无主义
在一个非宗教的文明里历史和语言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意义如果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历史也不仅是供后人索解真相的领域，它也是民族自我的一部分，像摇篮一样，它启示了民族的道路、希望和想念。
当他们被想象成怨恨对象的时候，便极大地伤害了这个曾经的“家园”。
2.过度膨胀的“大我主义”
民族从这个怨恨大爆发中产生了巨大的变革能量，但这也使人幻觉得“大我”是一个有大能的主体，不仅有大能，甚至无所不能。五四之后唯意志论哲学流行，唯我论成为时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