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
・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
她来到昂纳克的秘书室，一位秘书悄悄对她说：“你的事情有门儿”，没想到她一进办公室，昂纳克便十分轻松地说：丫头，你的书可以出版了，我读了前半部，没发现什么问题。鲁特・维尔纳却没那么轻松，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昂纳克，后半部分涉及她与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核机密问题。
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鲁特・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年轻人这一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
从鲁特・维尔纳的姓氏说起
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大都知道，他在30年代初期的日记里，记载过与一位德国妇女“汉堡嘉夫人”的交往，这位“汉堡嘉夫人”（Frau Hamburger）曾经帮助鲁迅先生搜集出版了珂罗惠支版画。鲁迅先生按照日本人德文发音习惯把Hamburger译成“汉堡嘉”，现在通常译为“汉布尔格”。这位“汉布尔格夫人”，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成了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此后她便以笔名“鲁特・维尔纳”名扬世界。鲁特・维尔纳，是1930年随同丈夫鲁道尔夫・汉布尔格（Rudolf Hamburger）来上海的，她丈夫是英租界的市政建设工程师。她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结识鲁迅先生的，此外还陆续结识了宋庆龄、女作家丁玲、翻译家董秋斯夫妇、学者陈翰笙夫妇等。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是，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国际情报员，有“红色间谍”之称的里夏德・佐尔格，并成了他的情报小组成员，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
鲁特・维尔纳当时的全名叫乌尔苏拉・汉布尔格（Ursula Hamburger），娘家姓库钦斯基，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是20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著名统计学家，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披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活动。母亲是英国人，画家。她的哥哥于尔根・库钦斯基(Juergen Kuczynski)，是德国20世纪文化界一位罕见的奇才，经济史学大师、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40卷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社会学史研究》和5卷本《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他们一共兄妹六人，五个是共产党人，大哥于尔根在六兄妹中最受尊敬，其次便是大姐乌尔苏拉，即这位女作家鲁特・维尔纳。
她怎样成了共产国际情报员？
鲁特・维尔纳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积极分子，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23岁，即1930年随丈夫来上海应聘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初来上海，由于她丈夫有个体面职业，经常被邀请参加欧美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没有多久，她便厌烦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她看到女人们，既不像男人那样从事职业工作，家里又无事可做，一切家务全都由仆人、厨子和苦力承担，她们自己天天泡在娱乐场和私家花园里，在她看来，这简直是些“享乐动物”。来上海不久，一个朋友介绍她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又通过她认识了佐尔格，从此又在中国开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
鲁特・维尔纳来华第二年，即1931年，遇上九一八事变，翌年初又逢上海一二八战争，1933年3月，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从此以后不但中德两国“国无宁日”，全世界都陷入动荡不定之中。年轻的鲁特・维尔纳断了返回德国的路，她的父母兄妹全都流亡去了英国，她自己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在逆境中搏斗的生活，如她自己所说：她要与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
1933年，佐尔格奉调返回莫斯科，后来被派往日本，1944年11月在东京被杀害。鲁特・维尔纳也奉调去莫斯科，接受情报职业训练，于1934年夏天与同学恩斯特一道被派往沈阳，一方面搜集日本人在华活动情报，一方面协助东北抗日组织从事隐蔽的斗争。在莫斯科她去阿尔巴特街苏联红军情报局报到时，接待她的苏联军官都称呼她“索尼娅”，开始她很纳闷儿，慢慢从他们的谈话里才弄明白，原来是佐尔格为她取了这个职业性假名。
佐尔格怎么会想到给她取这样一个名字呢？一是因为“索尼娅”在俄罗斯是个广为流传的女性名字，便于苏联同行记忆；二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居住时，常常在欧美人士聚会上听见一首流行歌曲，名叫“当索尼娅幸福地翩翩起舞”。这首流行歌曲节奏明朗欢快，很适于伴舞，想必给佐尔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向情报局推荐鲁特・维尔纳时，故意为她取了这个假名。从此以后鲁特・维尔纳在苏联情报机构中便以索尼娅的名字著称，40年后她为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索尼娅的报告》。
鲁特・维尔纳在沈阳时，租住在张学良一位情妇住过的别墅配楼里，她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外国书店的代销商。她的主要工作除定期向苏联发送情报之外，还要帮助中国同志与苏联沟通，以外国人的身份作掩护，帮助他们购买制造炸药的原材料。1935年的夏天，日本人在丹东一位中国同志家里搜出炸药，他和他的同志们大约十人被捕，后来全遭日本人杀害。鲁特・维尔纳得到消息，及时撤往北平，躲过一劫。
解放后人们从日伪档案中发现，日本人在追查上线时，已经盯上了鲁特・维尔纳，误认为她是个“俄国妇女”。在北平期间适逢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即佐尔格的继任者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和审讯。为了避免再牵涉进去，鲁特・维尔纳奉命返回莫斯科，此后先后在波兰、瑞士和英国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直至二战结束。由于她在无形战线上做出杰出贡献，两次荣获苏联红军情报局颁发的“红旗勋章”。
她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离开中国沈阳，鲁特・维尔纳先后被派往波兰、瑞士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在沈阳时她怀上了恩斯特的孩子，由于工作调动必须与恩斯特分手，她丈夫和恩斯特都劝她流产，她却坚持认为多一个孩子多一层掩护。一年后她在波兰生下女儿雅尼娜，这时在上海降生的儿子米沙已经六岁。汉布尔格先生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掩护她的工作，直到1939年才在瑞士办理离婚手续，独自一人返回中国。这时鲁特・维尔纳的德国护照已经失效，有被瑞士当局遣送回德国的危险，遵照“中央”指示，她须与一位来自英国的同志办理假结婚手续，以便日后转去英国工作。就这样，她与参加过西班牙反佛朗哥战争的英国同志伦・毕尔顿办理了假结婚手续，后来弄假成真，她则由汉布尔格夫人变成了毕尔顿夫人。
鲁特・维尔纳在瑞士工作了两年多，1940年底离开瑞士，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1941年初才经由海路抵达利物浦，后来在牛津距离父母不远的乡下定居下来，并与“中央”重新建立联系，开始她的情报工作。她除了与苏联特工“谢尔盖”们定期交流情报，还组装了新的发报机，冒着风险与中央直接联系，逐渐发展小组成员，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她父亲和哥哥也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关系，向她提供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消息，使她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就这样，鲁特・维尔纳在她的事业上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成了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情报员。
与她共同完成这件惊天动地大事的伙伴，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出身于德国神职人员家庭，他父亲埃米尔・福克斯是德国新教神甫，是第一个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宗教界人士。克劳斯1932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当时是物理学大学生。1933年流亡英国，在那里完成学业，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早期核物理学家MaxBorn，TubeAlloys等人一道从事核物理学和原子武器的研究制造工作。1945年7月16日参与了美国“曼哈顿项目”，即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
他在与Tube Alloys一道工作时，便意识到这项研究工作的使用价值和战略意义，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决心把有关技术情报泄漏给苏联。但他不知道通向苏联的渠道，德国流亡组织的领导人于尔根・库钦斯基，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妹妹鲁特・维尔纳。二人一拍即合，两年多的合作，十分默契。鲁特・维尔纳的工作受到苏联红军情报局长的表扬，他说：“假如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最令人惊叹的是，鲁特・维尔纳的身份始终未暴露，二战以后得以大摇大摆返回德国。40年后，一位英国资深反间谍专家，得知这一情况后，懊悔不迭：这样一桩大案，居然从他手里漏掉了。福克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同事William Perry向英国官方揭露了他泄露核机密的活动，1950年3月1日，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判处14年徒刑，1955年被特赦，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一本书惊动了政治局
鲁特・维尔纳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干部审查，向党组织汇报近20年在国外的经历。她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她在国外做的事情，当时尚属机密。党中央干部局长维利・克灵建议她直接去找负责审查干部的赫尔曼・马特恩。她找到马特恩说明来意，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没说上几句，马特恩便打断她：丫头，不必细说了，审干报告，你也不必写。马特恩显然意识到，这个女人干过的那些事情，是他不便于知道的。就这样，基层单位不知底细的人，总认为她有20年的“空白”没向组织交代清楚，某些有“心计”的人一有机会便设法刁难她。这个为战胜法西斯贡献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这种刁难，50岁上干脆辞掉公职，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开始作家生涯。
有趣的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描写的是一个德国姑娘来到中国，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一名报务员，克服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在战斗中与中国战士恋爱结婚的故事。小说带有明显自传性，扉页的题词是：“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可见她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那几年，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后来她还以自己与恩斯特在中国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锯碗匠的铴锣》。她那部描写反法西斯女战士的传记小说《奥尔迦・贝纳里奥》，在苏联东欧各国也受到广泛欢迎。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党中央号召老革命家们撰写回忆录，向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她的一位老朋友，当时国家安全部对外宣传局长马尔库斯・沃尔夫，动员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去给他部下的年轻军官做报告。他看过这些材料，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又劝她稍加整理，拿去出版，作为国家安全部成立20周年（1970年）的献礼。书稿完成后，送交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审查，不料书稿从此杳无音讯，一压便是四年。鲁特・维尔纳几乎彻底失望了，她意识到书中所涉及的机密，目前尚不便于公开。
后来她哥哥和党刊“统一”杂志主编，为她打通了直接面见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的门路。她来到昂纳克的秘书室，一位秘书悄悄对她说：“你的事情有门儿”，没想到她一进办公室，昂纳克便十分轻松地说：丫头，你的书可以出版了，我读了前半部，没发现什么问题。鲁特・维尔纳却没那么轻松，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昂纳克，后半部分涉及她与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核机密问题。昂纳克一听，顿时语塞，尴尬地说：我抽空再看看，一周后告诉你结果。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为这部书稿召开了会议，显然还征求了苏共中央的意见。后来昂纳克通知她，书可以出版，但要删掉那些机密部分，还加了一句：这是政治局的决议。其实，党的领导层意见并不一致，马尔库斯・沃尔夫就主张不必删节，出版全本，因为当事人鲁特・维尔纳和克劳斯・福克斯都先后于1950年和1955年回到了民主德国，已无密可保。最后拍板定案的自然是昂纳克，其实主要是苏共中央。现在我国流行的就是这个“节本”的译文。
这本书是1977年出版的，名叫《索尼娅的报告》（我国译为《谍海忆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完成本应在20年前做的事情：向人民和党组织汇报自己流亡期间的经历，填补上那20年的“空白”。出乎她意料的是，这本书一问世，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便非同一般，从前人们邀请她出席作品朗诵会，是把她视为一位受欢迎的作家，现在人们才知道，原来她不只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还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革命，一位从九死一生中闯过来的女英雄。
从此以后，人们不再满足于听她朗诵作品，而是满腔热忱地请她讲述20年无形战线上的亲身经历，讲述她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作者为此书荣获国家文艺奖金，1989年德国统一之前，《索尼娅的报告》印行50多万册，受到读者广泛欢迎，还被翻译成苏联、东欧等各国文字，成为轰动一时的读物。1980年，德发电影制片厂根据这本书拍成的同名电影，使“索尼娅”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一波又一波的“索尼娅热”
《索尼娅的报告》出版以后，轰动了读书界，各种名目的奖项接二连三向鲁特・维尔纳“袭来”。对此她非但不感到荣耀，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她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过头，奖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做过了头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第四次向她颁奖时，她终于忍耐不住，发开了脾气，她当众发誓，从今以后再不跟着“起哄”。这就是鲁特・维尔纳的性格，面对荣誉她的言行反倒越来越谨慎。
每一次作品朗诵会，面对读者和听众的掌声，她总是禁不住扪心自问：我是否欺骗了他们。因为在她看来，过去做过的事情不论今天看来如何惊心动魄，但那都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今天未必理应受到人们的喝彩与推崇。更令她心情不安的是，这本书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她的经历和感受，这始终是她一块心病。她想到了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绞刑架下的佐尔格；她想到了吃尽牢狱之苦的克劳斯・福克斯；她想到了曾经与自己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鲁道尔夫、恩斯特，还有那些与自己一样历尽千辛万苦，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做了许多工作，却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的战友……她不得不删掉那些写在书里的文字，为此她感到内疚，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个骗子。
1989年秋天，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在最后一次统一社会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年逾八旬，白发苍苍的鲁特・维尔纳当着现任党的总书记克伦茨和继任总书记克劳斯・吉西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说过，一旦你走进党的机关，要么你得胃溃疡，要么你毁掉自己，要么你卷入权力之争。只有这三种可能性。经过了这样一场动荡，经历了刚刚发生的剧变，今天我要说：回到机关去，好好工作吧，为变革未来而工作，做个清清白白的社会主义者！我是有这个勇气的，我是乐观的。”她为之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可她的理想并未破灭。德国是个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对于她这样历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来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是很自然的。为了弥补《索尼娅的报告》留下的遗憾，她找出原稿，加写了一个后记，寄往英国出版。
1990年，《索尼娅的报告》英文本出版了，像当年在德国一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与德国人的反应不同，英国人对泄露核技术情报更为敏感，它在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一片哗然。英国人立即派出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赶赴柏林采访鲁特・维尔纳。起初老太太不肯接见，把这些英国记者关在门外，可这些身负重任的记者凭着职业的韧性，一拥而入，软磨硬泡，弄得老太太毫无办法，只好接受采访。他们还采访了与此案有关的克劳斯・福克斯、于尔根・库钦斯基。随行的情报研究专家恰普曼・品切尔，得知鲁特・维尔纳工作做得如此精细，颇为感慨地说：她得到的那些材料，的确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报，英国人却始终未发现是她干的。她称鲁特・维尔纳无疑是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间谍。
事情反馈回德国，黑森电视台也派出女记者萨比内・米德，去柏林采访已经年逾九旬的鲁特・维尔纳，待她做完这档节目，老太太已经安然辞世。纪录片《鲁特・维尔纳的秘密生涯》在电视台播映的时候，前面加了个送葬仪式，人们看到，除了家属，生前友好和推崇她的读者，马尔库斯・沃尔夫、前作家协会主席赫尔曼・康特等人，也出现在为这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顶尖级的情报人员，成绩斐然的作家送行的队伍里。老太太辞世之前刚好收到中文版的《索尼娅的报告》，她躺在病榻上怀着欣慰的心情，向前来探视的每个朋友展示这本印成方块字的作品。这时她大概又想起了在中国结交的那些老朋友……
2007年是鲁特・维尔纳诞辰100周年，离开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生活了将近20年的人们，逐渐产生了“怀旧情绪”，人们又想起了鲁特・维尔纳和她的《索尼娅的报告》，想起当年怀着满腔激情阅读这本书的情形。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重又推出《索尼娅的报告》，这次出版的是“全本”，恢复了删掉的那些段落。不过，这时读者感兴趣的已不仅是这本书的全文，人们还想了解与本书主人公一道生活战斗过的男人们后来怎样了；作者的儿女们现在活得如何。为此，柏林新闻记者鲁道尔夫・亨佩尔，专门采访了鲁特・维尔纳的三个儿女。人们从发表在报刊上的采访记录中，知道了他们对各自父亲的深情回忆，对他们共同的母亲的爱和敬仰。
自从鲁特・维尔纳过世以来，除了新版《索尼娅的报告》之外，还陆续问世了一些关于她的著作，其中有德国作家艾伯哈尔德・帕尼茨的《接头地点班伯里》，凯・米尔格斯的《共产党人与炸弹》。这两本书的主人公都是鲁特・维尔纳和福克斯。俄罗斯学者维克多・波奇卡廖夫和亚历山大・科尔帕及第合著的《红军秘密工作的女强人》，书中的主人公就是鲁特・维尔纳；此外她在波奇卡廖夫创立的“莫斯科佐尔格博物馆”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学者杨国光的《佐尔格》和张晓宏、许文龙的《红色国际特工》中，都用专门章节介绍了鲁特・维尔纳在中国的情报活动。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十频道“重访”板块，专门制作了“红色国际特工索尼娅的报告”，向我国观众介绍这位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功勋卓著的共产国际情报员。
据她女儿说：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鲁特・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年轻人这一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她从年轻一代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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