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杨/摄影
梁文道常来北京，但每每行色匆匆，难得有个下午可以安心坐在露台聊天。他的声音爽朗，思路清晰，总能捕捉到交谈的核心和枝节。一边说着，他一边掏出烟斗叼着、点
“人不应该为自己拥有的东西骄傲，更不应该为自己未曾有过的东西狂妄，因为那是虚幻的。无论我是哪种人，又可以变成什么人，岂不皆是血肉之躯，地上的灰尘”……如果不是看到封面上作者署名，很难将书中细腻、感性的文字与以犀利、理性时评行世的梁文道联系在一起。这本字里行间观照自我、省视内心的《我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展示了这位多元文化人的另一面。
从年初到现在，算上《我执》，加之早前的《常识》（广西师大出版社）、《噪音太多》（花城出版社），他已有三本书在内地出版，他笑称2009年是其“出版元年”。这当然不代表他的写作速度，事实上，写了20年评论的他已在香港出过不少书，只不过内地读者始终无缘得见。此前，我们印象中的梁文道更多是凤凰卫视评论节目里那个戴眼镜的光头评论员，或者《南方周末》等报纸的时评专栏作者，以及偶尔出现在某个书店、高校侃侃而谈的演讲人。他的职业跨度尚不止于此，还曾在香港搞过小剧场戏剧，策划过艺术展览，做过电台节目，担任牛棚书院院长，等等。
对于这些身份，他觉得异曲同工：“写评论、做电视、教书、讲座、参加社会运动，干什么行业对我来说本质分别并不大，都是我发表观点、参与社会的工具。不同的只是手段。”电视让他被更多人认识，可他最不喜欢的职业就是做电视，“写评论、出书，或者和学生聊天，现在的我才比较像原来的我，我本该如此，写作才是我的本分”。
常常应命写作
《我执》中的文章多来自梁文道在香港某报的专栏，文字风格迥异于他惯写的诸般评论。自说自话夫子自道般的笔触，有些仿佛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有些则好像反躬自省的“忏悔录”。“香港文坛前辈叶辉最初约我写这个专栏，告诉我不要写评论，要写感性文字。我就想到用《恋人絮语》做由头，不是注解它，而是写我的《恋人絮语》。写着写着，发现很难百分百一直用这种方式写，于是才会加入‘忏悔录’的形式。”
这些文字当初以专栏之态出现在香港读者眼中，名叫“秘学笔记”，而今结集为《我执》，颇有几分玄妙意味。他这样解释这两个字：“‘我执’是佛家语。任何一个人都有‘我执’存在，即指执着于世界上那个独立、实在的‘我’，而佛家讲无我，本没有的，我们以为有，并且执着于它。用‘我执’做书名，因为书中所写都是‘我执’特别强烈的状态，比如那些与感情有关的文字，往往执着于自我，这也是每个人‘我执’最强烈的部分。我就拿这个开刀来写。写了，我们就了解它，也许会摆脱它。”
回忆写这个专栏的五个月，他说几乎是有生以来工作压力最大、专栏稿约最多的时期，“我同时在写好几个不一样的专栏，可那段时间内心倒是异常平静。”能做到这样，他说是拜多年来写评论、开专栏所赐，“我很容易切换状态，写什么就是什么状态，好像演戏一样，穿上戏服就演那个角色。从这个角度看，我想我写得不够真诚，是个‘稿匠’”。他说自己是个状态很稳定的人，“我比较容易进入某个状态去写某个话题，写作的时候我会去想像进入那个状态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都仰赖我对其他人的不同生活状态的观察和同情”。他也是个很理智的人，哪怕遭遇哀伤仍会理性去看待和分析，哪怕是爱情这么不理智的东西，他都会平心静气地去思考。“我在表达特别执着强烈的感情时，喜欢用平静方式。我写东西，无论着急的要赶时间的时评，还是慢一些的，比如这本书中的内容，我都会平静对待”。
他在《我执》后记里说“这里收录的全是我在评论之外的副产品。它们全凭外缘而生，如果没人约稿，我自己根本不会无端动手”，时至今日，还能以这样的状态写作，写些这样感性的东西吗？“当然可以，我说了我是个‘稿匠’，稿匠是什么，就是你出个题目给我，我就能写，甚至要我写小说写诗也可以。我不认为自己是作家，作家是有话可说才写呢，我的写作常常是应命而作。”他说如果不是那份报纸后来比较短寿，办了几个月就停掉，这个专栏还会继续写下去。
作为知名文化人，他在《我执》中表现出的私人化意味已算浓厚，读者企图藉此一窥作者真面貌亦属难免。香港新锐作家邓小桦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我执》当然比《小团圆》安全，但里面的确有外面看来滴水不漏的梁文道的私密事。”对此，他坦言不介意读者这种联想，“我反而希望大家不妨换个角度去读。所谓比《小团圆》安全，是因为《小团圆》太容易被对号入座，可是，你怎么知道《小团圆》写的某个人就真地是你以为的那个人？什么是虚构的起点，什么又是纪实的终点？这才是我关心的问题”。
退后一步思考
在众声喧嚣、非此即彼的常规观点之外另有视角，用缜密说理取代逻辑可疑的愤怒，这都是梁文道的时评的特色，时评集《常识》中这一特色尤为凸显。“我习惯退后一步思考，不急于对事件下判断，不急着给出是非对错。”他说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教育背景对自己这种思考方式亦有贡献：“这种思考方式与我的成长经历和读大学时学哲学专业有关，哲学家就从不轻易给你答案啊。我写评论不会完全没有是非判断，可我宁愿这个判断来得迟缓一些。”此外，他这两年开始信佛，信仰对其看待世界的视角也影响甚大，“佛教适合读哲学的人，它就是让你随时能抽离出来，反观自己。”
这些时评纵然论及引人义愤的社会话题也是一派不疾不徐的从容，对于那些被批判的对象，他持同情态度：“我总是同情我评论到的人和事。那些被我在文章中批评的人，也许会看到这些文章，我不想骂他，是想让他感到悲哀，进而令他能同情曾被他不公平对待的人，善待他们。”他笑着说，现在的媒体，称赞一个人就写“他充满激情地说”，很少写“他平静地说”，“今天的中国太‘热’，每个人说话都慷慨激昂，这样的年代，多些平静清凉也是好的”。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时评风格也适用其他时评作者，不同的作者有各自的方式和力量，他喜欢连岳的文章，“他写的东西锋芒毕露，必得是很有才气才写得出来”，他也喜欢韩寒，“他会是未来中国最好的评论家”。
《常识》中，“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占去大半篇幅，他告诉我，“切片”的提法与关键词概括时评的方式是在成书之前与出版方商定的，“我觉得时评很难结集，必须使它有超越于一篇评论的意义才行，于是就想到这个办法，现在看来还不错，将时评变成一段时间的总结，回首我们走过的路，被何种问题困扰过，这样它才会获得比在报纸上刊登一天更长的生命力。假如将来还要再出版时评，我想尝试年鉴式的关键词写法。”
要懂得害怕
阅读在梁文道的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我乘电梯的那十几秒也会拿出书读，读一句是一句。我尽量保证每天都有固定时间看书”。眼下他的诸多身份中，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播算是最与书相关，在每期节目里他都会推介一本书，或描述或评论，短短八分钟显然承载不下他对一本书的喜爱和评价。他承认，这个节目中所推介的书大多依据他的个人趣味，但也兼顾观众的阅读口味，对热门书亦不会视而不见，“《中国不高兴》我就做了三集，毕竟这是热点”，他自己读书也会在兴趣之外有所涉猎，“《小团圆》我读了，很多畅销书我也会找来看，看看它为什么畅销。听说《小团圆》卖的比《中国不高兴》还好？这充分说明我们的读者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哈哈。”
置身媒体平台，他时感顾虑重重：“我很怕自己说错话，不负责任。我教我做媒体的学生要懂得害怕，毕竟媒体是喉舌，是受众借此看世界的工具。我们这么年轻，没什么生活经历，学问不多，占据着这样的位置，难道不该担心自己力有不逮吗？”
他偶尔还会像初出茅庐时那样彻夜工作，透过窗户看到外面晨跑的人，看着前一天和新的一天的交会，内心就会很安宁。“越是工作忙碌，越是成为所谓的文化名人，就越要提醒自己保持内心清醒。我见过迷失自我的例子，不想自己也变成那样”。他想要停掉一些专栏，好留出时间“从头到尾写一本书，那是我更想写的书”，比如，他老是想着写一本关于书的书，“如今纸质书被电子阅读冲击得很厉害，我有点忧伤，就想写一本给书的挽歌，谈关于书的一切，用哀伤的语调，那将是我给书的最后礼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