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蕴慧：此次展览名称叫做“兹德涅克・斯科纳之中国”，那么您认为斯科纳先生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他对中国的摹画为什么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浪漫主义情调？
斯科纳：我伯伯在读书时就看过很多中国艺术作品的图片，后来有机会又读了很多翻译成捷语的中国文学经典。1
很多人看到他有关中国的绘画创作，都会因作品里中国图案的精确和神似感到惊奇。前几天我又仔细地看了斯科纳伯伯的作品，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和情感，他把对中国的深刻感情融入在他创作的图案中，体现在每一笔的勾勒和描画中。
李蕴慧：斯科纳先生在中国古典诗词文化上有很深的造诣，这些典故和题材在他的美术作品中是信手拈来。据您所知，他是如何接触并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的？您是否了解他创作这些作品的一些细节？
斯科纳：1924年我伯伯14岁，他在学校出版的杂志上接触到一篇有关中国建筑与书法的文章，从此对中国产生兴趣，开始查找介绍中国文化的各种书籍。他大学19岁时阅读了雨果・闵斯特博格写的《中国美术史》，这是部大部头著作，让他获益匪浅。
20世纪20年代，有关老子、孔子思想和李白、杜甫诗歌等的书籍已经被翻译成捷语，大概有二、三十本，这些对捷克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当时很多欧洲人对亚洲文化很感兴趣。那个时候，去中国对他来说是一个神秘而浪漫的梦想。
“百闻不如一见”。1955年，伯伯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展的主要书画刻印艺术家第一次来到中国，看到了魂牵梦系的浪漫国度，虽然与想象中有所不同，可他依然热烈地爱上了这片土地。中国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基本上贯穿了他之后的大部分创作。在中国逗留的三个月时间里，他结识了画家齐白石、李可染和诗人艾青，同郭沫若、华君武、叶浅予、吴作人、林风眠等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艺术文化界人士见过面。回到捷克后，很多人翻译或编纂有关中国题材的书籍，都要找伯伯来画插图。
伯伯的创作来自于生活，更来自他的心灵。我记得一件小事，很有意思，他读了李白的一首描写梅花的诗，正巧那时捷克公园里梅花绽放，他就指着梅花对我说：“兹德涅克，你看这梅花和北京那里的梅花开得一样好吗？”那时我只是个小孩，哪里到过中国，但是从他的话里我感到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小时候学画画，他也会跟我说：“你要多努力，要走齐白石的道路!”我就了解到那一定是最高的境界了。他总能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因素挪移到捷克，挪移到他的现实生活中。
很多专业人士询问他对艺术的看法，他总在强调，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不能割裂事物单纯地谈东方或者西方。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但是希腊当时也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东西方文化是难以分开的。西方人摆餐桌都有一套礼仪，比如盘子、碟子、杯子、勺子，是可以分开的，但其实这是一个整体（斯科纳先生将咖啡杯和碟子一起端起来）。伯伯来到中国，看到很多颇具中国特色的图形、样式、建筑等杂糅在一起，他发现了一种整体的美。
李蕴慧：您与斯科纳先生是叔侄关系，而且您的名字与他的竟然一字不差，这是捷克的一种传统，还是由于您与伯伯有着比较特殊的亲情？他对中国的特殊感情是否也影响了您？
斯科纳：这在捷克是种传统，往往第一个儿子与父亲的名字是一样的。我的伯伯没有小孩，所以他征求我父亲的意见，看是不是可以让我“继承”他的名字，父亲同意了。后来我10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伯伯带着我长大，他其实是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我伯伯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在工艺美术学院教书，在培养年轻人对艺术和艺术学习的兴趣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方法。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伯伯就总跟我们提起中国。他说如果你去中国，一定要到北京颐和园，从那座玉带桥上走过，否则就不算真的到了中国；还要在十三陵那里的神道上走走，去感受真正的静谧和安宁。类似这样的话他讲过很多。
我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与伯伯的培养也是密不可分的。是他告诉我，除了古罗马、希腊的艺术之外，在世界的东方还有中国艺术。
李蕴慧：您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吗？
斯科纳：如果用色彩代表我对中国的印象，就是红和绿。这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中国红是满街的红灯笼，是新年到来家家张贴的红对联，是宫殿的灰瓦红墙，是古老的亭台楼榭。那绿就是根根翠竹，是幽幽碧水，到处充满蓬勃生机。还有黄色，是金色阳光透过空气普照大地的感觉，使人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
李蕴慧：捷克文艺源远流长，享誉世界。您的伯伯是如何平衡中捷两种不同文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影响的？
斯科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简单地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经验，很多人都要受到传统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议的。东西方相互影响，各国文化都在坚持本我和接受外来之间斗争衍化，进而形成新时代的艺术风格。有些人在接受外来影响的时候，只流于对另一种传统的模仿。斯科纳伯伯没有这样，他是在对中国艺术样式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以欧洲人的独特视角切入，利用绘画创作的基本原则，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形变为自己的东西。像他这样可以在两种传统之间任意自由穿梭的人并不多。
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有其独特之处，个中的差异使得不同文化呈现出万象缤纷的特点，但差异之中也有相似之处。中国文化对斯科纳伯伯的影响很大，甚至大到有些欧洲人都无法接受，不过他认为这样很惬意。
不同地区的人们其实本性是相通的，情感是共同的，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的美好愿望，支持和组织不同民族间彼此认知和了解的活动，这是非常有益的。
捷克的很多朋友都把伯伯叫做“捷克的中国人”，因为他爱穿中国人的衣服，有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李蕴慧：您伯伯的作品风格使人联想到保罗・克利（P.Kliee）的某些浪漫而神秘的元素，似有相似之处。他的艺术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受到哪些艺术大师的影响？您是如何解读他的作品的？
斯科纳：伯伯在到中国之前一直从事油画创作。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在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水平在欧洲排在第七位，还是比较靠前的。1932年，他参加布拉格市马耐斯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现代创作展览《诗1932》，其中就有保罗・克利的作品，另外参展的还有若安・米罗、萨尔瓦多・达利、马克斯・恩斯特等当时顶尖的画家，当时还在美术学院读书的伯伯在绘画上受到很大影响。1946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一次展览开幕式上，他结识了保罗・克利。保罗・克利和伯伯的作品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伯伯以前也研究过他的作品，他们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创作时蓬勃喷涌出的难以抑制的激情，是为了表达自我而采用的直截了当的创作方式，但他们的作品还是各具特色的。
我认为伯伯的创作很独特，我很高兴范迪安馆长看到了他作品的独到之处。他的技法是传统的，但是仔细看他的画，像是在看叠在一起的三层地图，前中后都有所指，是立体的平面图。他一生画了280幅油画和500个插图，在创作水平的巅峰时期，他却决然破坏掉手中的调色板，宣布从此再不作画，这恐怕也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遂，身退，天之道。”
我感谢中国美术馆能够安排这次展览，伯伯如能在天有灵，也会非常欣慰了！
（特别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梅教授和捷克画家伊瑞为本次采访所作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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