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教材，改变了我国高等院校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跟不上时代”的尴尬，在出版之后的短短4年间销量就达到了10万余套。3年间，这套教材连续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国家图书奖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在它问世10年后的今天，依然被业内人士奉为经典。
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这套教材的编写集中了国内三十位在当今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极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它的出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史上值得记下一笔，也为高教社20余年文科教材的出版历史添上了浓重亮色。
一部“普通”的教材，为什么能够引起如此反响？这种影像为何一直持续到今天？这要从这本教材产生的背景说起。
人文大国缺少一部文学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整个社会的变革，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高校教材极大丰富，特别是文学类教材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然而作为中文学科必修课――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材却数量稀少。当时，全国高校普遍使用的仍然是1960年代初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游国恩、王起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虽然这两部教材的编写者都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两部教材也曾经代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并作为大学教材赢得广大师生的重视。但是，这两套教材毕竟受时代所限，难以避免“以阶级斗争思想为纲”的影响，在编写体例、内容、观点等方面都显老化。
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多种分期、分体的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力求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和作家作品的评价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这些新思想、新见解的出现，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由此，编写一部适合时代发展的新的古代文学史教材的背景已经形成。
1994年下半年，教育部高教司主持制定教育部九五教材规划，在各专业教材规划制定的千头万绪之中，特别提出了要组织精锐力量，编写出版新的能够代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新发展方向的中国文学史国家级规划教材。
“199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编辑部刚刚成立，此时恰逢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制定九五文科教材规划，其中，新编中国文学史教材被列为此次文科教材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通过与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反复沟通，高教社最终承担起了新编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组织编辑出版工作。”据高教社当时负责组织该项目的同志回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教育部与高教社的领导同志多次商讨，最终确定了聘请袁行霈担任中国文学史教材的主编。从这一项目正式启动开始，当时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的刘凤泰处长会同高教社的领导同志一起，与袁行霈共同商定编写宗旨和编写班子人选。此后，他参加了这部教材编委会组织的全部编写会议，以这种形式表示了对大家工作的支持。
作为这本重点教材的出版组织者，高教社在当时举全社之力，对此书的编写出版给予了大力的资助，社长、总编、副总编辑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都为高质量的出版此书付出了许多心血。据《中国文学史》第一版责任编辑袁晓波介绍，当时高教社文科出版中心刚刚成立，从领导到相关负责人再到每一位参与者对此事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诚和高度的责任心。1999年底4卷本《中国文学史》交付印刷出版，高教社为此投入了20余万元资金支持，这在当时特别是文科出版中心的教材出版刚刚起步之际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投入。
学术大家兼挑继承与创新
中国古代文学史因其涉及的知识面极广，很少有学者能够熟悉两千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全部资料，能够独立完成这样一份工作。因而，在项目启动之初，如何选择一位称职的主编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经过与教育部的反复协商讨论，高教社最后决定，聘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霈教授担任主编，负责组织新编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
袁行霈，我国著名文学家。1957年至1966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结合备课系统读书和撰写论文；同时，跟随导师林庚一起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文革中他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回北大后，参加了集体编写《中国小说史》的工作。同时，他独自撰写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论文在1979年发表，引起学术界的注目。1980年代，袁行霈陆续编写出版了几部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包括《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中国诗学通论》等，获得多项国家级奖励。1984年，袁行霈成为北大的特聘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92年，他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编。
丰富的经历，让袁行霈成为主编中国文学史最合适的人选。“当袁行霈先生得知邀请他来主持《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尽管教学任务繁重，他依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回忆当年情景，袁晓波如是说。
1995年8月，这一项目正式启动，袁行霈会同教育部和高教社的相关领导一起商定编写宗旨和编写班子人选。据他回忆，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从他的身边请几位比较年轻的老师做助手，由他一个人撰写，这样可以写出个人特色。另一种选择是请多位学者与他合作，集体编写，这样可以集思广益。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采取后一种方式。他说，这主要是考虑到教材应当建立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上，博采众家之长，一个人的知识和见解难免会有局限，难以保证书的水平。
编写工作一开始，作为全书主编，袁行霈就提出了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宗旨，并对全书的体例、篇幅、附录以及整个编写工作，做了总体设计，起草了《编写工作要点》和《编写工作条例》。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守正出新”方针的提出。
1995年底，新编中国文学史教材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袁行霈在此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守正出新”的编写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了各编主编的同意，成为指导并贯穿这部教材编写的总的思想原则。
据他解释，所谓“守正”，首先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批判继承的精神，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是吸取已有的各种文学史的编写经验，吸收各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书能够体现当前的研究水平。而所谓“出新”，就是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挖掘新的资料，采取新的视角，做出新的论断，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并把学生带到学术的前沿。
“守正是这部书的基点，如果不能守正，就会走上歧途，也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出新是这部书的生命，如果不能出新，就失去了编写的意义。”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这一方针，袁行霈这样评价道。以后的实践证明，也正是在这四字方针的指导下，这部教材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四个字也成为了风行一时的用语，乃至进入了人文学科的“关键词”之列。
除了提出“守正出新”的方针之外，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还确立了撰写文学史的三条原则，即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而这三条原则对日后国内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部教材成就新的文学史观
从1995年底开始筹划，按照最初起草的《编写工作条例》规定，《中国文学史》实行全书主编和各编主编负责制。除了袁行霈兼任一编的主编外，又聘请了聂石樵、李炳海、罗宗强、莫砺锋、黄天骥、黄霖、袁世硕、孙静等学者，每人各担任一编的主编，共同组成编写委员会。全书主编、各编主编加上撰稿人，编写者合计达到30位，分别来自全国19所高等院校。
但如何统筹每一位参与者的工作，成为能否编好这本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关键。据袁行霈回忆，当时的设想是，广泛吸引学术造诣高的、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共同参与，在充分发挥每一位编写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集中大家的智慧，形成合力，以保证这本教材达到较高水平。
如何发挥每一位撰稿人的专长，同时又使大家写的书稿符合教材的体例、特点，以及本书统一的宗旨方针，也就是如何协调学术个性和学术共性的关系。一直是编委会认真对待的问题。
当时的编委之一，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认为，组织这么多学者参与编写的关键是要建立起良好的学术风气，以良好的风气将大家团结起来愉快地工作，形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学术集体。根据当时参与编写的其他几位主编回忆，在1995年12月的第一次编委会上，大家共同讨论通过了《编写工作要点》和《编写工作条例》。按照这两份文件，各编的主编各自起草了自己负责的那一编的《编写大纲》，经全书主编统改成为《中国文学史大纲》。1996年3月召开了30位撰稿人的全体工作会议，就《编写条例》、《编写要点》和《中国文学史大纲》进行讨论。当时，大家都本着对学术负责、对学生负责的精神，以顾全大局的态度，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直到所有撰稿人都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然后回去分别撰稿。1996年8月，第二次编委会召开，讨论各编的样稿，大家互相批评并提出修改建议，大到体例观点，小到字句标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术风气。1997年3月召开了第三次编委会，讨论由各编主编执笔的各编绪论，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1997年8月，全部书稿汇集到全书主编手里，进行全书统稿工作。1997年底，历时两年半，他们向高教社交上了全部共四卷、合计九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书稿。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30位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通过相互的分工与合作、相互的交流与碰撞，秉承学术民主与严谨治学的态度，共同完成了这部凝聚着国内最高智慧结晶的，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最新、最先进发展方向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形成了新的引领时代的新文学史观。
1999年8月新编《中国文学史》第一版（共四卷）正式出版，该书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发展历程，详尽地介绍了3000位文学大师以及他们留下的50000多篇经典作品，讲述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学历程，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新编《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很快就在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年就销出8000多套，到2003年，年销售量更达到了7万套的水平。而优异的图书质量也很快为这本书带来了众多的荣誉。2000年，该书荣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又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这本教材再次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除了在教育界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中国文学史》一书在出版不久也同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人所瞩目的学术成果之一。对于这本教材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袁行霈个人认为，一部好的教材，必定也是一部好的学术著作，要能代表当时的学术水平，它既要传授给学生那些基本的已成定论的知识，又要将学生带入学术前沿。
对于此书的学术价值，学者们的评价更为中肯，著名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研究专家傅璇琮认为该书“打破传统概念，开拓研究视野，展示了学术发展的新方向”；著名学者杨义认为全书的总绪论和各编的绪论，“从文化学的大视野考察了文学与政治社会、宗教信仰、学术思潮、传媒和受众等诸因素的联系，荦荦大端，层次分明，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大器”。
从善如流彰显大家风范
《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在广受赞誉的同时，也听到了使用者反馈的不同声音。2002年，时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版本目录学专家杜泽逊撰文对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提出了质疑，并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表示“中国文学史所开研修书目存在明显重要的失误”。尽管研修书目仅仅只是书的附录部分，但袁行霈很快就给予了杜先生答复，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袁行霈说：“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的批评，并将在适当时候参考大家的批评意见对此书进行修订。”他同时表态，“杜泽逊教授在文章里提出的意见显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很多意见都是中肯的。研修书目虽然只是书的附录，但在修订时一定会给予格外重视”。
真正的经典是需要经受时间考验的。2005年，在充分听取广大使用者建议的基础上，中国文学史编委会再次召开会议决定集中力量进行《中国文学史》教材的修订。这次修订仍然遵循“守正出新”的方针，在保持原来的编写宗旨、指导思想、体例、框架、特色、结构和篇幅的前提下，弥补已发现的缺失，使之更加完善。修订工作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修正明显的错误，如附录部分研修书目的内容；2、根据文学史研究的新发现，审慎地增加新的资料，吸收新的成果；3、对内容进行必要的增删，使各编的体例和文风得到进一步的统一。
经过此次修订，《中国文学史》教材的质量进一步得到提高。“虽然《中国文学史》的出版至今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了，但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是大多数高校古代文学史课程学习的主要教材。在各高校研究生考试中，这本书也被作为主要复习材料，在使用过这本教材的学生和老师们的印象中，这本教材‘内容充实，质量很高。’”《中国文学史》第二版责任编辑迟宝东如是说。
《中国文学史》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既是高校教材，也是学术研究著作。他倡导文学本位，将中国古代文学置于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与探讨，翔实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考证和论述，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
当年，在谈到对这部书的评价时，袁行霈这样说道：“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的新编《中国文学史》大概是本世纪出版的最后一部文学史了，如果它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新世纪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气息，我们将感到极大的欣慰。”如今10年过去了，新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也陆续推出了十余部，但这套《中国文学史》依然是其中经典。
（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高教社文科策划编辑袁晓波、迟宝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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