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新乐府的主旨，即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尽管这里也有“为君”、“为臣”的说项，但与儒家诗学的“美盛德之形容”、“劝百讽一”（即在说了一百句好话之后可以附带上一句逆耳之言）、“为贤者讳”完全不同，它更直接地表现为对统治者的“刺”与“怨”。以白居易盛赞的张籍讽喻诗为例，“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不是一般的百姓，而是最高统治阶层成为“教化”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士大夫，在元、白等人那里尽管也有教化匹夫匹妇的职责，如“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但如果仔细认真地读元、白的《秦中吟》、《新乐府》等，则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还是要为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普通百姓“鼓与呼”。此外，如果说儒家诗学在后代越来越转移到“吟咏性情”的审美方面，那么它也是元、白坚决反对的，所谓的“为物、为事”而“不为文”，向人们表明的就是他们要求文学要有用于天下百姓，要反映民间的疾苦，而坚决反对它成为文人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游戏。
倘若再继续深究，元白新乐府与墨家的相关、与儒家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
首先是在文学的功能上。文学有什么用？这是实用理性过于发达的中国民族一直苦恼的问题。如果说儒家的基本看法可以韩愈的“文以载道”概括，那么元白新乐府则直接地继承了上古时代的“以观民风”。所谓“以观民风”，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了解民情”。它在上古社会是一种文化制度，即采诗官通过采风民间获得民间信息，而天子则通过观看经过大师处理后的地方歌舞，得知自己统治上的得与失，以便及时纠正或调整政策。“文以载道”与“以观民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理念是儒家的三纲六纪，韩愈重提它的目的在于强调君臣、夷夏、贵贱之大防。而后者的核心则在于“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尽管“以观民风”在多数文献上隶属于周代，表面上似与儒家关系密切，但由于“以观民风”的主旨在于了解民间的生活状况，因而毋宁说它与关心普通百姓衣食住行的墨家思想更加一致。后代仿此设置的乐府机构，也是要在社会上下两层之间建立一个信息交流渠道。元、白把自己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歌命名为“新乐府”，其寓意也正在于此。白居易在一道奏章中曾建议设立采诗之官，“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白香山集》卷四十八）元、白二人也身体力行，他们的《新乐府》与《秦中吟》，都是属于向上层社会反映民间疾苦声的。
其次是在文学的内容方面。新乐府最关心的不是上层政治的“善”与“恶”、“忠”与“奸”，而是“伐薪烧炭南山中”的樵夫或“归来收得牛两角”的农夫；不是普通百姓如何在精神上“变化气质”、“进于礼乐”，而是他们如何才能吃饱穿暖的形而下问题。就此而言，元白完全不同于儒家诗学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与墨子三表法的“下察百姓耳目之实”十分一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过去人们一般都把它当做儒家的东西，其实不然，与儒家的文章关心政治结构中的权力秩序与道德主题不同，元白新乐府直接表现为对普通民众的物质层面的初级关怀。因此，不是儒家津津乐道的“不食嗟来之食”、“饿死事小”，而是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才成为元白新乐府的主要诗题。在其中最容易发现的是墨家的尚同、兼爱、节用、非攻等哲学思想。如果说他们比墨家稍微多了一点什么，那就是由于已不再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而多了（一）：对自己不劳而获的自责，如“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以及（二）：对“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衣》）的良好愿望。它们与大禹那种与民同甘共苦相近，而与儒家讲的劳心劳力之说迥然不同。
再次是在文学的形式上。这里要更复杂一些。因为都属于实用主义，所以在轻视艺术形式、反对唯美主义这一点上，儒墨两家表面上极相似。但正如韩非子说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一样，由于元白新乐府貌似儒而实出于墨，他们与一般儒者之论诗的差别也显而易见。如在反对形式主义这一点上，儒家借口之一是“作（风花雪月）诗妨道”，即反对“文”是因为它损害了主体的伦理之质。而在元、白则是因为不反映现实的“虚文”在悲惨世界中制造了平安无事的幻觉，它间接地损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口腹之欲。与儒家提出“文必秦汉”的策略不同，元白新乐府的第一原则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它正是墨家“食必求饱，然后求精”思想主题的回响。元白与墨家当然也有微妙的不同，如果说墨家要批判的“文”主要是指“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而害事”的政治制度，那么在元白要清算的则主要是“嘲风雪、弄花草”的非实用主义文学，这是“现实批判”与“文化批判”的不同。
最后还有一点，如果说墨家“节用”等思想作为对儒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补充，一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那么元白新乐府作为一种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自我批判，其影响也是格外深远的。它不仅使《国风》中的悯农、劝农桑、反战争、反徭役等现实主义母题得以发扬光大，对后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与生活道路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如郑板桥就因为“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屡欲烧去”他的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