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在4月14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上读到了范曾先生写的《国学刍议》一文，就轮到我忍俊不禁了。范文的
范文提到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认为胡适所举的书太多了，说：“那么‘最高限度’，那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四库全书》也只到乾隆，就有八万卷，……所以，我们必须做的事是选择。古人也做过类似的选择工作，如《子史精华》、《史通削繁》之类，然而同样是帙卷浩繁，对当下的青年没有用途。”所谓“对当下青年的用途”，范文后面明确说明，就是从经典书目中精选最重要的书，以供当今青少年作读本。那么，范先生显然以为《子史精华》就是古人从历代子部、史部中“选择”出来的最重要的书了；而《史通削繁》，似乎就是史部的精选本了。
但是，《子史精华》并不是一部丛书，而是康熙时官修的一部类书。它是将子书、史书中的成语典故、名言隽句等等分类编排，以备作诗文者采摭，或作“獭祭”之用的。因此，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一般的供人阅读，不是范先生说的“读本”，而是一部工具书。而且，在中国历代众多类书中，它属于非常小型的一种。虽然有160卷，其实字数不多。前些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过，只有上下两册。因此，决不是范先生说的“帙卷浩繁”。
至于范文说《史通削繁》“帙卷浩繁”，那更是大笑话了，因为它只有区区4卷。此书并不是史部的选本，而是清人纪昀对唐人刘知几《史通》的摘要。而刘知几《史通》也不是史部丛书，而是一本史学论著。原书也只有20卷、50来篇而已，也称不上什么“帙卷浩繁”。
范先生对这两部古书，大概都只看到过书名，连线装书或影印本甚至铅印本的样子都没看过吧？否则怎么会说什么“帙卷浩繁”呢？
范先生又说：“先秦已有医术矣，经历代名医如汉张仲景《伤寒论》、唐王兵《黄帝内经素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等著述出，其称中国‘医学’的条件始具备。”这里，“医术”是和“医学”对称的，亦即范先生认为我国汉代以前没有医学，只有医术。这且不说。他把《黄帝内经素问》说成是唐代的书，排在汉张仲景《伤寒论》之后，这也太令人惊奇了。《黄帝内经素问》可是人所周知的我国最古老的医学典籍啊！古人传说是黄帝所作，自不足信，实际应不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一般认为约成于春秋战国。汉魏后传本多有，唐代王冰（范文误作王兵）整理编次本，为今传通行。王冰绝不是此书的原著者。无论如何，是不能把它排在《伤寒论》之后的。张仲景的书的序文中就写到自己“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素问》即《黄帝内经素问》。范先生哪怕只要看过《伤寒论》的序，就不会这样胡说八道了。
范先生还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近代比较经典的选目中如章太炎之《国故论衡》、梁启超之《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李笠的《国学用书择要》中选其精中之精、要中之要……”然而，章太炎之《国故论衡》是所谓“比较经典的选目”之书吗？那是一部有关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和哲学的概论性著作啊。全书分三卷，上卷论“小学”，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又与“选目”何干？梁启超之《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是所谓“比较经典的选目”之文吗？那是一篇专门论述所谓“文献”和“德性”两大学问的研究方法的文章啊，又与“选目”何干？（梁启超的“选目”之文是有的，那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李笠的书名，应该是《国学用书撰要》，然而范先生多次写作《国学用书择要》了。
这样子谈国学，我们实在有点吃不消啊。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名人和名言》一文中说的一句话：“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哪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哪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范曾先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画画得好，要谈“国学”，我看他至少还得多看几本书后才有发言权；至于我们的一些报刊，请一些名人写文章，也应该选对人才是。就像鲁迅说的，“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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