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太狭隘、保守、自我束缚了！”
日前，英国国家歌剧院艺术指导约翰・贝里评论说，歌剧太保守，需要舍弃一些强加给自己的“枷锁”。他在为英国国家歌剧院2009-2010年演出季开幕式剪彩时发表演讲，说歌剧通常被认为“思想狭隘”，需要吸引年轻一代的观众。他还责怪歌
英国国家歌剧院将借鉴其他的舞台艺术形式，贝里将之描绘为“熔炉”手法。九月，匈牙利作曲家李格提（GyorgyLigeti,1923-2006）谱曲、西班牙LaFuradelsBaus剧团（曾协助排演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导演的《巨大的恐怖》（LeGrandMacabre）将作为该演出季的第一个剧目。该剧将会在舞台上呈现20英尺高的人形及投影在屏幕上的骷髅。10月，英国最高戏剧导演奖项――奥利维尔奖获得者鲁卜特・古尔德将执导普契尼歌剧《图兰朵》的新版。去年他曾导演了品特的《无人地域》（NoMan’sLand）。贝里说，在本演出季的15场演出中将有4场由舞蹈剧团主办。歌剧需要从演员站在台上歌唱的模式中摆脱出来。我们的演出将“不再老是那一套”。他还说：“有许多人想在一个包厢里看歌剧，乐于其各种束缚与限制。但事实是，歌剧的主题是感情、政治、爱与死亡。我认为对歌剧的看法有时非常狭隘。”传统歌剧本身一点儿都没有问题，然而他说经济衰退并非是戏剧改革停滞不前的时候。当前最糟糕的选择是按兵不动，你应该不断地进行创作。贝里说，许多剧团被保守的观众牵着鼻子走。它们不能冒险排演激进创新的戏，因为“观众不予接受，而批评家们又将之扼杀于萌芽之中”。相反，英国国家歌剧院正在设法吸引年轻一代的观众。他说：“毫无疑问，针对更年轻广泛的观众正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花纳税人的钱的最佳方式。”去年秋天，演出季开始恰好碰上了金融市场风暴，但英国国家歌剧院的上座率达到了79%。
贝雷帽作为法国的象征又大行其道
黑色贝雷帽曾经是上至哲学家下至农夫的最爱，恰如洋葱摊贩和左岸咖啡馆，都是法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经过多年的没落之后，高卢贝雷帽又重新时兴起来，据制造厂商称其销售量正成倍增长。年轻人正在引领贝雷帽复兴的潮流，在这个日益美国化的世界里，他们把它作为过去乡村的象征而加以珍爱。一位在巴黎时尚街区开了一家品牌时装店的时尚评论家称，“贝雷帽是你所能获得的与棒球帽等美国文化特色产品相距最远的产品”。在英美经济江河日下之时，年轻人正在回归自己的根，以此来表明作为一个法国人的自豪感。与过去贝雷帽仅仅限于农村人或知识界人士使用不同的是，现在它已是极其时尚的服饰。据说，法国的年轻白领买贝雷帽是为了维持与他们的祖籍地农村的联系。一位在巴黎南部布尔日的女帽设计师说：“贝雷帽已成为一种基本的年轻白领的饰物，目前大部分戴贝雷帽的似乎都是‘小资’-反世俗陈规者。我想他们正在寻找一种真实、可触摸的法国象征。贝雷帽也许是法国已逝农村的同义词――更为轻松、简单的生活。”
“新西兰将废止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的国体”
前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在最近的一次议会发言中称，该国废止女王制、成为共和国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因为“从殖民传统至今世事已有重大的演变，而我们作为君主制的宪法地位也不可避免地要做出调整。这仅仅是个何时改变而非是否要改变的问题”。克拉克女士现年59岁，在下院从政27年后做了告别演说，即将前往纽约担任联合国开发署的负责人。她在演说中还批评了最近政府要恢复授勋制中的爵位称号的决定，而在其任内废除该制度后迄今已届九年。她说：“我们的许多祖先来到这块土地就是为了逃避英国的一切以阶级为划分标准的体制。在当时的英国，一个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身规定的。我对这种把人分级的势利做法深恶痛绝。在我看来，这些爵位称号是与另一个时代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的国家已大体上，但远未完全从中摆脱出来。”
在克拉克执政期间，她被指责为谋求一种“偷偷摸摸实行共和制”的进程。在2005年查尔斯王子访问期间，她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离英国12000英里的国家将要寻求自我的命运。”当时，她回避了查尔斯王子以后是否将是新西兰国家元首的问题。有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的新西兰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们都希望能保留君主制，但其人数在近年已在下降，仅略高于50%。现任总理已表明，尽管他相信新西兰有朝一日将成为共和国，但他的国家党政府不会为此采取具体步骤。
寻找印度大陆莫卧尔皇帝的后裔
印度已成立了一个托拉斯，力图将印度最后一位莫卧尔皇帝的遗骨迎送回家，同时还要设法寻找其后裔。这些后裔据信大多数生活非常贫困。自2007年以来，要求寻回原莫卧尔皇帝巴哈都尔沙二世遗骨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年恰好是印度兵变150周年纪念。这次兵变是由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印度士兵发动的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起义者击毙了英国军官并向德里进军。德里没有英国军队，当地士兵也参加了起义，拥原莫卧尔皇帝巴哈都尔沙二世出掌政权。起义最终遭到英国人的血腥镇压，巴哈都尔沙二世也被流放到缅甸的仰光，最终死在那里。虽然他被称为“最后的莫卧尔人”，但许多人认为其后代一直延续至今。
印度穆斯林的知名学者、商人及一位重要的乌尔都语诗人组织了这个托拉斯，试图调查清楚到底有多少莫卧尔人留存下来，并争取让这位末代皇帝回到家乡。专攻巴哈都尔沙时代的历史学家及该托拉斯的创立者之一阿斯拉・佩韦教授说：“目前，有一种社会的呼吁，要求把他的遗骨从仰光运回来，并在德里的梅赫劳里地区为他建立一个陵寝。他的父亲与祖父就是被安葬在此地的。现在，有许多人都宣称自己是其后裔。莫卧尔人在兵变后四处逃窜，无人知晓他们都去了哪些地方。”据信，很多莫卧尔人逃到了加尔各答和奥兰加巴德，而另一些人则到了巴基斯坦和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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