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个是吕安。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
吕安的哥哥吕巽是个道德败坏的色鬼，他灌醉吕安很漂亮的妻子奸污了她，事后竟利用自己的职权反诬吕安不孝，设法把乃弟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吕安只顾追随嵇康过浪漫的生活，不料后院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于是嵇康写信与吕巽绝交，但不料吕安这时却写了一封非常莫名其妙的信给嵇康，把事情完全弄糟了。吕安严责嵇康不来救自己，在信中一再暗示嵇康与曹魏宗室的关系，说气话激他出来为自己辩护；又把自己描写成反司马氏之领袖的模样，讲了许多容易引起极大误解的话。信中“荡海移岳”、“平涤九区”等一番大话说得毫无根据，唯一的效果是引起司马昭很大的疑虑，加速他自己的死亡，并且连累嵇康。
吕安迅即被追收下狱，将遭严办。这时曾经受到过嵇康藐视的阴谋家钟会乘机报复，他向司马昭告发嵇康，甚至说“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司马昭听信谗言，把嵇康也投入监狱。这一冤狱引起普遍的不满，太学生数千人上书请嵇康为博士，又“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世说新语・雅量》注引王隐《晋书》）――许多人都想营救完全无辜的学术名流嵇康，但这样强烈的反应却于无意中造成一个嵇康乃是持不同政见之领袖的假象，钟会又继续大进谗言，从旁促进，于是口含天宪的司马昭仓促下令处死嵇康和吕安。等到死刑被执行了之后，司马昭才开始后悔，像嵇康这样并无危险的名士其实是不该杀的；但他同所有的封建政治家一样，决不肯公开认错。
与竹林有关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阮籍的儿子阮浑，他很想加入到竹林俱乐部里去喝酒清谈；阮籍说侄子阮咸已经进来，“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他大约看出了儿子并不理解自己和林下诸人，想挤进来仅仅为了“作达”，过一把浪漫的瘾而已。
无意于加入竹林之游而与诸贤特别是与其中心人物嵇康有些关系的，另有几位。首先有一位是同嵇康、阮籍都很熟悉的袁准（字孝尼），《世说新语・雅量》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寻亦悔焉。
袁孝尼请嵇康教他琴曲《广陵散》的特殊演奏方法，非老朋友不可能有这样的请求；嵇康不肯，到临死前夕才发现自己的绝技后继无人，不胜感慨――由此正可见两人的交情。
袁准与阮籍关系尤为密切，《世说新语・文学》载，阮籍为司马昭“为公，备礼九锡”写劝进文时就住在袁孝尼家里，“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阮、袁二人关系很不一般。
袁孝尼名准，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乃曹魏名臣袁涣之子，“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万余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三国志・魏书・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袁准见识甚高，例如他曾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袁子正书・治乱》）治国者首先应重民生，千万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安贫乐道的君子，那是根本做不到的。君子偶尔比较穷，问题还不算很严重；但如果老是很穷，后遗症就很大了，所以这样的政策也是行不通的。袁准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这一方面他比嵇康、阮籍都要高明。嵇、阮是文学家，也是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嵇康尤甚，这样的文学家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不一定能有太清楚的认识。
同嵇康关系比较密切的有郭遐周、郭遐叔兄弟，又有阮侃（字德如）。他们分别与嵇康有诗歌赠答。二郭都觉得时事已不可为，不如隐入山林，修身养性。郭遐周送别嵇康时赠以五言诗三首，对嵇康不肯和自己在一起坚持隐居颇觉遗憾，赠诗其三结穴云：“勖哉乎嵇生，敬德以慎躯”，似乎已经预感到嵇康的性格很不适应当前的局势，于是特别提醒他保护好自己。郭遐叔则赠以四言一首（凡四章）、五言一首。其五言诗的结尾道：“愿各保遐年，有缘复来东。”嵇康到最后被杀时也还只有四十岁，二郭大约都比他年长，遐叔诗中的希望同样意味深长。隐士中真有目光如炬的高人。嵇康在回答他们的诗中同样表达了很深的友情，同时又委婉地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单是隐居还不够，应当进而修炼神仙道教：“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形势极为不佳，弄不好很容易陷入无妄之灾的法网，既然如此，“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他离开二郭隐居的“北山阿”转赴他方，也许是去采药求仙吧？
阮侃其人思想上出入儒、道两家，政治上比较接近司马氏，入晋后官至太守（详见《世说新语・贤媛》注引《陈留志》，又《宋书・符瑞志》）；嵇康在临别赠他的诗中劝他不要卷入政治，以便远祸全身。阮侃在回答他的诗中一方面对嵇康的“良诲”表示感谢，但又写道：“洙泗久已往，微言谁为听。曾参易篑弊，子路结其缨。晋楚安足慕，屡空以守贞。潜龙尚泥蟠，神龟隐其灵。庶保吾子言，养真以全身。”表面上好像完全同意嵇康的意见，其实他还是一脑袋儒家思想，一时的退隐不过是“天下无道则隐”式的政治性退避，同嵇康的社会性哲理性退隐实际上很不同。其实就是在竹林七贤中，阮籍、山涛所实行者也是政治性退避：形势不明朗时退出政局，保护自己；一旦混乱微妙的局面变化了，还是要出山为官的――他们只是嵇康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中古时代多隐士，其中的模式是多元的，就“竹林七贤”及其外围人物而言，就有好几路：二郭是老派隐士，遁入山林，远离政治；嵇康是比较新派的，既有很高的地位（中散大夫），又以神仙道教为精神支柱，追求服食养生，过半仙似的隐逸生活，这样也就远离了政治；阮籍只是一度避开政治，大部分时间仍在官场，他用不守礼法的特立独行寄托其精神自由并发泄其苦闷；山涛基本是个官僚，但也能喝酒谈玄，保留着若干道家思想；阮侃基本上也是如此；阮浑则是隐士的追星族，他后来进入官场，毫无异常的表现；吕安也属于追星一族，而以头脑极度不清为其特色，这样的风雅名士历史上颇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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