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因向他（李贵）问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帐！”吓得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连连答应“是”，又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撑不住笑了。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何谓“第三本《诗经》”？为什么贾政认为宝玉读《诗经》是“虚应故事”？而“讲明背熟”《四书》却是“最要紧的”？明、清流传至今的《诗经》刻本也为数不少，通常有三种装订方式：一是装订成四本，第一、二本是十五《国风》，第三、四本是《雅》、《颂》；二是依“六艺”的次序装订成六册；三是印制成八本。比较普及的是四册装。宝玉所学，正是这种四册装的《诗经》。所谓宝玉“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意思是宝玉已经读完十五《国风》。第三本《诗经》的第一首诗是《小雅・鹿鸣》，其首句为“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李贵学舌闹出笑话的“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就是这两句诗的误读。既然宝玉只念了《鹿鸣》的首句，说明他只读过十五《国风》，尚未读二《雅》和三《颂》。
尽管曹雪芹在《红楼梦》的伊始，就强调所写的一切无任何时代标志。但这一包罗万象之书，对作者所处时代的各种学术思潮，也必然有所映现。清代是《诗经》学研究的一个高峰期，许多学者都有力作问世。从康熙末年到乾隆前期，短短三四十年之间，清王朝连续颁布了《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诗义折中》两部大书。这两本书的说教意味很浓，是蓄意要把《诗经》变成一部宣扬伦理道德的教科书。当权者是想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解读，来加强文化上的专制统治。曹雪芹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塑造贾宝玉时，却通过“第三本《诗经》”交待贾宝玉只读过十五《国风》，而没有读过《雅》、《颂》，其中的深意是值得研究的。
贾宝玉的人生追求，除了受到社会约束、长辈调教之外，也与他所受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密切相关。贾宝玉奉严父贾政之命，从小读孔孟之书、学圣贤之道。曹雪芹交待贾宝玉入学之事时，特意强调了贾宝玉所攻之书是当时的科考用书《四书》，所习之文是科考的八股文。如《红楼梦》第九回，塾师贾代儒给贾宝玉留的作业是作对联，这是为学习八股文，开“对课”作出的必要铺垫。儒家十分注重人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培养，它要求士人具有高尚的道德观念与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个人功业。按照这一培养方案，从小就在《四书》、《五经》的环境中生活的贾宝玉本应该走上一条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功名之路，遗憾的是，贾宝玉却走上了一条与之相背离的道路。第七十三回里，贾宝玉得知其父贾政学差任满回京的消息后，有一段内心的独白：“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内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半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算起《五经》来，因近来做诗，常把《诗经》读些，虽不甚精阐，还可塞责。”宝玉当然爱读书，他还偷偷看自己喜欢的书，如《会真记》（即《西厢记》），只是他所爱不在《四书》罢了。
《国风》160篇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多民歌与情诗。贾政是书中统治思想的化身。在贾政眼里，宝玉总是混在脂粉堆里不长进，如果再读言情的《国风》，自然无益于修身养性，故曰读《诗经》只是“哄人而已”。《四书》是科举考试用书，“讲明背熟”《四书》，科举就有希望考中，所以“是最要紧的”。由此可见，贾政完全是从实用功利的角度来决定宝玉的所读之书。《诗经》十五《国风》一向为理学家抨击的对象，这也是贾政听说宝玉读了十五《国风》后大发雷霆的原因。贾政规定的“习学八股文章”，就是通过死板而烦琐的八股文章，做到“代圣贤立言”，维护封建统治。贾宝玉体验到这一教育规范和导向的非人性，试图以个体身心的全部力量去消解，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然而，先觉者总是痛苦的。即使在最热闹的场合，宝玉也会陡然涌起一阵悲凉。比如第二十八回，他与薛蟠等人在冯紫英家里喝酒玩乐，那是个乱哄哄却也热闹的场合，但贾宝玉唱的“红豆曲”却充满了惆怅和忧伤：“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沙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天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这个孤独的“情痴”，时时刻刻都摆脱不了对人生和命运的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体验。
曹雪芹对宝玉学《诗》这一细节的安排，展示了其超越时代的审美胆识和学术胸襟。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对贾宝玉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接受了“诗礼”文化教育，受到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禁锢。另一方面，贾宝玉在习《诗》过程中背离了儒家“诗教”的后妃之德和君臣之义，其精神人格以反经学的面目出现。儒家充满伦理道德色彩的诗论“温柔敦厚”，对形成我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圆润含蓄、委婉深曲、中和娴雅起了莫大的影响作用。但由于“礼义”的限制，诗人内心不平之情不能倾泻，欢爱之情不能尽吐。闻一多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宝黛的爱情悲剧是这种“温柔敦厚”的教化思想长期影响中国士人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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