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长期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和政策制定工作。曾负责编制西安市的总体规划，天津、唐山市地震后的恢复重建规划，深圳市的总体规划，以及其他一批城市的规划设计指导。曾著一批有城市化、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交通、住宅建设、旧城改建、城市房地产以及规划设计改革等方面的论文。提出了“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城市规划指导思想，提高了城市规划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了城市规划理论。
是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主编的《国家科委蓝皮书第6号―城乡建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眼前的“活儿”太多
周干峙将他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生涯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主要完成国家指派的城市规划任务，研究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一系列相关问题；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的工作重点是搞研究和管理，先后在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天津市规划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任职；80年代到建设部当副部长，分管城市建设、交通、科技、园林绿化方面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制定工作。90年代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至今，周干峙一直在部里担任特邀顾问，进行有关中国城市化、大城市交通、城市园林绿化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等研究工作；完成了全国政协办公楼的规划设计和一些典型的城市设计，以及众多的城市规划咨询服务工作，并在清华大学每年保持指导2―4名研究生。这，可以说是周干峙人生的第四个阶段，和前三个阶段一样，他依然辛劳，忙碌。
采访是在他频繁出差的间隙里进行的。为研究城市轨道交通的新技术和发展方向，刚从青岛考察回来，稍后又要去杭州参加杭州新区的规划会议。几个小时里，周干峙的电话不断地响起，以至于采访不得不几度中止。当谈起他的科学人生历程时，周干峙说他“眼前的活儿太多了，都没有时间来回顾过去”。的确，采访过程里，周干峙谈得最多的都是他现在的工作状态和面临的问题。“我前些天刚从新疆回来，前几天报上登了新疆发现全世界最大的煤田，煤田在干旱地带，戈壁沙滩边上，如何开发，这个问题历史上没碰到过。如何引水，挖煤需要多少人，如何把资源送出去等等，都是大问题。这些问题高度复杂。”煤田的开采涉及到人和相应的衣食住行、交通、城市承载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已有相关专家提出要在煤田周边区域建立新的城市群。“城市群，不是几十万人，而是上百万人的问题，规划能不管吗？！”79岁的周干峙一谈起城市规划这一他终生从事的事业，语气里依然满是激昂和热情。
1952年，周干峙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从建国初期的建筑工程部，到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再到建设部，近60年的时间里，不曾离开过城市建设、规划的专业领域。如今，他成了唯一一个了解建设部从成立至今几经变迁的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
周干峙走上专业的道路很偶然，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子弟来说，当时上大学、选专业都得和日后的谋生联系起来，现在称之为“理想”的东西，那时并不清楚。1930年周干峙出生在苏州，由于抗日烽火已起，两岁不到的他随家人迁居上海。少年时代读书，频繁更换学校，读过英国人办的工部局学校，读过汪伪政府的学校，也读过国民党办的学校。那时候，公立、私立学校并存，考大学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的统一招生，周干峙一个夏天考了十所大学，报了很多专业。但因为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他最终选择了北方，选择了有民主堡垒之称的清华。
选择专业，周干峙考虑更多的是工科就业的方便，“建筑不是我自己当时就懂的，传统的土木建筑是连在一起的，不像现在分得很清楚。那时也没有名牌大学、名教授的概念。”但即便如此，当年在清华建筑系十几个学生里，周干峙却是唯一一个报这个专业的学生，其他人都是由于各种原因，从外系转进来的。
历史的长河里，个人只是细沙一粒。而个人的经历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多半还是要紧跟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大学毕业时，满脑子“为人民服务”的年轻党员周干峙，嘴里唱着“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一心想的是奔赴边疆搞建设，把自己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而实际上，从1951年开始，由于全国的营造厂（施工单位）全部被打倒，没有人设计施工，就把清华、北大建筑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集中起来搞建校工作。清华的第一教室楼，16、17学生宿舍、阶梯教室等就是那时候周干峙设计施工的。1952年8月，新中国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准备，中央决定设立建筑工程部。新建伊始的部门，人才资源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缺干部，从刚撤销的察哈尔热河省（河北省）、平原省（河南省）抽调，要技术人员，就从大学调。而当年毕业的周干峙也恰逢其时，被分配到了建筑工程部，紧接着参与了苏联援建的“156项”中的重点城市规划。
这些，周干峙用一句话概括说，是历史的机遇。
城记：生态、人文、自然、经济的和谐统一
建国初期，“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工业化，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城建规模、地域结构等一系列基本因素。城市建设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历史上无计划、分散建设进入了一个有计划、按规划重点建设的新时期。从此，中国正式揭开了有序建设和重点发展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新篇章。刚参加工作的周干峙就被派去跟着苏联专家学习，参加选厂、参加“一五计划”的城市规划工作。
1953年春天，周干峙第一次前往西安，负责编制西安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涉及人口规模，道路系统，工厂位置等规划设计问题，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保留古城风韵也成为古城西安城市规划工作中重点要考虑、解决的问题。
在当时拆墙成风的情况下，西安的明城墙要不要保留的问题成为争执的焦点。周干峙还记得在那本厚厚的《西安规划说明书》里，他将城墙形象地比喻为“城市的一根项链”，大力呼吁保留。可在当时，城墙被看成是封建的象征，北京的都拆了，西安没有理由不拆。后来有人提出城墙还能够防止原子弹的冲击波，是现代防空的好办法，这一理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西安的城墙才得以保留下来。如今，西安成为唯一的古城墙保留完整的城市，与周干峙当年完整保护西安古城墙的建议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周干峙个人生命史上，参与、负责西安的城市规划是他后来一系列城市规划工作的成功开端。他的经济和人文、自然和生态有机结合的规划理念也成为了中国早期城市规划编制的一个样板。周干峙说，现在整天在挑那时候的毛病，其实那时好的东西，恰恰是现在没有的。“技术问题上行政领导非常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能做这个规划那个规划，放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1979年，深圳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升格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第二年，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周干峙被国家建委派去深圳，参与主持特区的规划工作。后来，“1986年版深圳城市总体规划”获全国城市规划优秀设计一等奖，成为建设规划领域著名的事例。改革开放，特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以往的城市规划中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在编制深圳规划时，既要考虑到既有的实际情况和格局，又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周干峙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在中心区保留了传统棋盘式格局，同时为招商引资的需要，建设了一批小型工业区，适应了当时港资建厂的需要。他巧妙地利用深圳地形狭长、河道分隔的特点，结合自然山川，从东到西，依次布置了沙头角―盐田、罗湖―上步、福田―华侨城、南头―蛇口等组团。这种带状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便于灵活调节，为后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一句话，长远的东西要留有弹性，不能搞一刀切。深圳是个开放城市，将来搞什么工业，来什么工业，谁都不知道，我把工业区划小，一个工业区顶多2平方公里，16个工业区就是适应这个变化，干一个成一个。”同时，周干峙还预留了地铁、机场、火车站的位置，为深圳日后的城市交通建设大大节约了成本。
几年后，深圳建立机场，很多人就位置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建在深圳湾里，有的主张建在北边的梅林，考虑到地质条件、空间的开阔度，和城市的距离适当与否等因素，周干峙提出将机场建在宝安。当时，赞同周干峙意见的只有环保部专家曲格平。后来，争论到了北京，惊动了国务院总理李鹏，李鹏亲自出马，带了不同意见的人到深圳，亲自坐飞机到上空去察看方位，比较优劣之后，最终同意了城市规划的方案。1998年，人民日报华南分社征集改革开放20周年重大新闻，将深圳机场的建设、建成纳入华南地区改革开放2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
周干峙说，现代城市规划是在20世纪初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大量社会、环境问题急需解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衡量城市规划的好坏只能看规划对本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合理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能否提出深谋远虑而具有可行性的发展战略和实施对策，能否达到经济、社会、环境三种效益在现实条件下的最佳统一。而深圳作为城市规划“实验场”，除获得国内最高级别的规划奖之外，还获得国际建筑师协会颁发的当前仅有的“阿勃克朗倍”奖，英国规划协会的主席来深圳看过之后，也禁不住连连赞叹。
用大系统观念做震后重建规划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人员伤亡惨重，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一个星期之后，78岁的周干峙同结构抗震专家叶耀先一起亲临灾区现场，在随后举行的“四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工程建设问题”论坛上，周干峙作了《山区震后再建时的城镇规划问题》的报告，就如何做好恢复重建规划和建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时间倒流32年，唐山的震后重建规划工作在他的记忆里还鲜活如生。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三天后，他和吴良镛先生就赶去了。地震前的唐山城市格局由主城区和距其东部25公里的东矿区两个片区组成。出于震后生产和生活安全的迫切需要，城市空间结构和选址的规划变得尤为重要。和现在的汶川地震一样，对于震后的重建问题，当年也有着不同的分歧意见，争论的重点落在原地重建还是异地重建上面。针对两种不同的意见，周干峙和他的同仁们编制的震后重建规划采用了混合型的布局方式。在老市区安全地带采取原地重建，并适当向西、北发展，将机械、纺织、水泥等工业及相应生活设施迁至主城区北部25公里的丰润县城东侧建设新区。由此，唐山被有机地分散成三大片区：中心城区、丰润新区和东矿区，形成了南、北、东三足鼎立的“一市三城”的分散组团式城市布局结构。
唐山震后的规划建设除了城市的功能分区之外，还力求解决以前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将灾后重建作为唐山城市振兴的重要契机，重建规划几乎解决了当时所认识到的原有唐山所存在的大部分不合理状况。乌烟瘴气的老唐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碧水长流、人和景宁的新面貌。
在《山区震后再建时的城镇规划问题》报告中，周干峙指出汶川“究竟有多少土地可以利用，有多少人需要搬迁，这些问题都要在地质工程的基础上考虑”。以日本的住宅区标准为例，他批评当前部分追逐近期利益和开发利益为主的行为，强调今后的建筑密度和高度必须严格限制，一定规模的住宅区要留出“救命用地”。
周干峙提出，汶川震后的重建工作，要借鉴当年唐山的经验，既要又快又好，又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用大系统的观念和方法，将生态、水利、交通等都纳入到整体规划中去。当年唐山发生地震后，政府号召大家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恢复生产，使受灾群众参与恢复建设。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们承受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还有精神、情感、心理方面的打击和创伤，且后者持续的时间更长，负面影响更大。对于汶川震后一部分人提出的搬迁意见，周干峙并不赞同，地震不可预防，但房子可以抗震，这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原地恢复有很重要的社会因素，可以让群众参与修复建设的过程，且周围的社会关系不会改变。“一旦全部打乱了，身边没有认识的人，人的心理上就会产生孤独感。”
“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的探求者
虽然已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但周干峙手头的顾问、咨询工作还是让他忙得团团转。“一个人活几十年，只要他不是吃饱饭瞎混，总是会做些事情的。”对于外界给予他的很多头衔和“桂冠”，他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只是行业里的的一个代表，其他人也做了不少事情。现在，国家正面临一个空前的大转变，哪些成功，哪些失败，眼下还不可能都做出结论。建设、规划行业里，小到设计一条街道，大到规划一个城市，都必须有创造性，同时还必须有国家的、历史的、群众的、大行业的观点，这不是个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
但作为行业带头人，社会看的是他的行业成果和成绩，这一点，周干峙并不否认。从他当上院士那天开始，就感觉到肩膀上担上了无穷无尽的责任。
在周干峙的博客“个人公告”里，他用“城市是人类的风景”这句很美很感性的话语艺术地诠释了他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事业和理想。所有涉及城市建设和城市化发展的问题都在他关注和研究的范围之内，办公室里除了整墙书柜的专业书籍之外，一张大矮桌上高高地摞起了园林、交通、房地产、历史文化、古建筑保护等各种各样的行业相关杂志。“我从来不拒绝研究讨论行业里的问题，地震消息传来，说老实话，你不找我，我自己也想去。”周干峙没有体会到自己已进入80岁的高龄，甚至很少想到这件事儿。每天被没完没了的工作包围，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的确，在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面临着种种的问题和困境。在简短的采访中就谈到了：
1、乱盖房，环境差。周干峙说，和国外的一些城市相比，我们还差得很远。中国的城市发展很快，从建设的速度，盖房子的数量，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来说，都增长得很快，现在很多地方已经离世界上的先进城市不远了。住房面积也慢慢地接近了。但是有一条恐怕是很难赶过人家的，就是环境。我们城市环境的差距不是缩短了，而是增大了。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环境，不是变好，而是比以前坏了。人越来越挤，到处都是房子，交通问题更难解决，一旦出现灾难的话，连疏散的空间都没有。
周干峙极其反对这种只注重短期利益的开发行为，可是由于受经济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驱使，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但他相信这个局面不会太长久，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物终究会被历史淘汰和遗弃。
2、管理落后。这是城市发展中又一个大的问题，而其中最大的是没有管理好开发。今天，我们有好的规划和好的政策，也请了很多专家，但是管理跟不上，所以城市里头出现了很多不尽人意的建设和地方。当然，周干峙说管理问题不是新冒出来的，当年他在天津工作时，市委书记李瑞环同志非常重视城市管理问题，强调最落后的环节是管理。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原本就复杂的城市综合体变得更为复杂。而有关城市的各个学科和各个方面也比过去要复杂得多。两种经济体制的过渡中，既有很大的市场成分，又有不少的计划成分，人的观念也是新旧杂陈，不是一个单一的构成。复杂成为处理问题的一个科学概念。现在全国几万家开发公司，规模不比设计规划单位小，如何处理好这中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大问题。
3、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周干峙把城市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归纳为六个方面：决策失误、重复建设、规划不当、设计有误、工程质量差、大拆大建。其中最大的浪费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其他浪费现象也都与决策有关。他认为，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工作的头等大事是用科学规划建设节约城市。在地质条件不好的地方建房，开发区、大学城大量占地，到处建商务区，大小城市都修很多大马路，不少县城都修了80米宽的马路……城市建设浪费，花了不少冤枉钱。而且，从城市规划到大型建筑项目设计盲目迷信外国人。“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许多事情外国人也没做过，大家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周干峙指出和探索的问题不限于上述的这些，限于篇幅，引录几则。身为北京市交通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了获得实地的资料信息，考察交通流量和流向，周干峙甚至不顾年迈，亲自去挤公交和地铁。诚然，正如他一开始强调的那样，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城市规划设计问题，还涉及到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不少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去学习研究。很多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还处在实验的阶段，没有结论，难点非常多，也都要去研究解决。但他相信科学是能够最终解决问题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会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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