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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稿上卷封面 | 讲稿下卷封面 |
2007、2009年，北京三联书店分别推出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和《西方文论讲稿续编：从卢卡奇到赛义德》，两部著作封面均有Lectures on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它们主要讲述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或钱锺书先生所说的“新学”。所谓新学，早已突破文艺理论，成为20世纪欧美思想的别称，尤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联系甚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作者的另一说法：他写的是一部20世纪西方思想断代史。
分明线索
《讲稿》线索分明、重点突出，以现象学、结构5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的生成发展为主线，绘就一幅20世纪批评理论的宏大画卷。
20世纪西方社会动荡，催发了此起彼伏的社会文化思潮，以及各种新式批评理论。在这个称之为“批评的世纪”里，自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开始，相继涌现出精神分析、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各种批评流派，形成了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生动气象。同时，这也构成了各路批评理论佶屈聱牙、头绪纷乱、令人难以驾驭的一种治理困境。
面对如此繁杂的思潮与方法，西方学者连连哀叹文论之难，早已脱离文学轨道，更遑论国人为之叫苦不迭了！与国内文论教科书的流行模式相异,《讲稿》知难而进，开拓出一派新格局。
首先，它以三大文论思潮的起承转合为中心，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逐步向其他流派理论推进。再者，它依次交待重要理论家的个案、争议与评价，缓缓展现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宏大景观，由此达到对西方学术生态的整体把握。不仅如此，《讲稿》特别关注三大文论思潮之间的相生相克、共生共荣，包括它们的相互诘难、分歧、交叉与融合。如此生动安排，不但使人知其变化，还使人知其如何变化。
巧于贯通
《讲稿》以“打通”之法，克服文论难题。钱锺书先生说：“人文学科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连接时代，而且贯穿不同学科。”他的“打通”又细分为三个层面，即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人文各学科。唯其如此，才可避免误读误解，才能避免一叶障目，才能得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真面目。
第二编《后结构传奇》，就深得此法之妙。我们知道，结构主义的产生，首先受到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的刺激。随后，它从布拉格学派、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受惠颇多。但从思想谱系看，它离不开弗洛伊德、存在主义、西方人类学的频繁互动。而五月风暴、泰凯尔集团、巴黎高师，则是促使它从结构走向后结构的社会背景。为了紧扣结构主义发展脉络，讲清它的知识谱系、发展逻辑、转折原因，作者必须考虑研究对象的跨学科性，大胆运用综合方法，实行交叉分析。正是在此关键点上，“打通”方法彰显了神奇之功。
一方面，作者有意拆解了文艺、语言、哲学、心理学的学科樊篱，灵活穿梭于诸学科之间，调动利用它们的丰富资源。另一方面，为展示结构主义思想的多样化，作者不惜调兵遣将，几路并进，分别将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拉康、德里达等人，一一列出专章讲评，并展示他们千姿百态的结构与解构策略。
如此处理，不仅让我们知晓结构主义的演变内因，从而领略思想长河的波澜起伏，而且，由于作者不断揭示结构主义与现象学、形而上传统间的交错关系，我们从中也能反复感受到求知的乐趣。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编涉足的领域繁多，但它仍然立足于思想史，尤以哲学、心理学为主，这与作者打通“新学”的旨趣相吻合。
强调对话
《讲稿》贯穿了强烈对话精神。自近代以降，欧美列强崛起，它们在文化上也养成一种欧洲中心论。受这一畸形观念影响，也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国人的自卑情结也就应运而生。西方文化研究中，上述心态的典型表现，就是丧失文化自主性，唯洋人马首是瞻，在每一个课题上都遵循“以西释中”的路数。
在此背景下，强调以平等心态进行对话式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迫切了。这方面,《讲稿》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垂范意义。
首先，它始终贯穿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对话精神，认真践行陈寅恪、钱锺书等中国学人的宽广胸襟和独立精神。作者在上卷349页表示：陈寅恪先生“以本民族命运为重，择善而从，去芜存良，孜孜寻求中国兴衰之原因。此种胸襟宽广、个性倔强的本位精神，迄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
其次，根据“打通”原则，作者从中国古代和现代人文资源中，积极寻找治理西学的国学方法，他称之为治理西洋新学之“祖传法宝”。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者不仅心仪钱锺书，而且精研钱氏方法，从中获益良多。《讲稿》下卷最后一节，作者专门写下《课后提示：钱锺书的通学方法》。其中他发现：
钱锺书《管锥编》征引《共产党宣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又提倡儒学中庸之道。作者由此提炼出一种“足使黑格尔妒羡的儒家辩证法”。此外还有“亦扫亦包法、鸟之两冀法、通观圆览法、脱胎换骨法、半庄半谐法”。作者说：以上六法皆为总揽全局之大法。《管锥编》中还有许多小法，专司布局谋篇、修辞炼字。作者从中发掘出六种，竟是屡试不爽。它们分别是“春秋笔法、搭天桥法、阶进法、花开两朵法、水中着盐法、捉至一处法”。（《讲稿》下卷，857-860）。
正是借助上述法宝，作者才翻山越水、过关斩将，逐一解决了西方文论的诸多难题，甚至为西学乱局指点迷津。在我看来，作者凭借中国学术资源，主动与西学对话，使其相互阐发，不但有效激活国学传统，而且为我们理解20世纪西方新学，提供了新的融合视野。
独树风格
《讲稿》著述风格独树一帜。从文风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三个来源。首先，作者在史笔文德方面，承接中国史学传统。具体说，作者重视司马迁《史记》的简约笔法（即水中着盐），也看重太史公的豁达大度，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也。
其次，作者深得钱学三味。钱锺书提示：司马迁“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各有弊也”。因此他发明“亦扫亦包、相断相续”的史学辩证大法。其再现历史精神的功效，不亚于黑格尔提倡的奥夫赫变（Aufheben）。另外，作者对钱氏“笔记体”多有体会，善于“以小见大”，即在破碎细节中，发掘重大理论含义。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长期受学院派训练，却无呆板文风。其中原因是：《讲稿》在讲解西方理论之际，自觉借鉴中国民间叙事技巧（诸如话本、杂剧、评弹、武侠），以使双方灵活穿插，交相呼应，终令每一讲都充满活力与趣味。
《讲稿》上下卷共分五编，分别题名《后现代史话》、《现象学逸闻》、《后结构传奇》、《西马英雄传》、《后学面面观》。其间中西并置，古今合流。文言与白话杂陈，专业术语与流行段子交织。其叙事语言或严肃深刻，或轻松活泼，或幽默机智，或飘逸潇洒。总体上达到了雅俗共举、半庄半谐、生动传神的效果。
最后，作为一套国内文科博士生通用教材，《讲稿》每一编都以“课前提示”始，又以“西方学术生态点评”结束。为了营造阅读语境，帮助读者理解，作者还提供了大量历史背景插图、作者肖像漫画、重要图书（尤其是原版外文书）的封面照片，共计达600幅之多。这就让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
改革开放前的闭关锁国，一度导致中国学术荒芜。20世纪80年代，仅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一书，就有陕西师大等三家出版社的三个译本。国人对西方文论的饥渴可见一斑！胡经之先生告诉我一件事：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建议他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以解教学燃眉之急。他诚邀复旦伍蠡甫先生加盟，但伍先生拒绝了，理由是他对西方当代理论不熟悉。
80年代以降，随着老一代学者陆续辞世，西方文论的译介研究，出现了的有目共睹的断裂。我们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研究中的条块分割、生吞活剥、一叶障目等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此背景下，《西方文论讲稿》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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