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法国有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叫“Le Point”，一直通译为《问题》出现在报章上。然而，“Le Point”并非“Le point de vue”（观点）之义，而是“faire le point”，即船舶在大海航行时确定自己所在的经纬度，弄准其地理坐标，故巴黎有人将之译为“方位”，与“观点”的概念蛮不是一回事，更不是“问题”。
还有，巴尔扎克的作品《La Comédie humaine》，由傅雷先生译成《人间喜剧》，法国巴尔扎克文学会主席阿莱特・米歇尔得知后，认为是歪曲了整个巴尔扎克作品的面貌。她在巴黎特地约见笔者，希望在中国发表她对此事的一项声明。可是，北京某大学几位法国文学教授竟异口同声地说，“comédie”一词就是“喜剧”的意思，有“comédien”一词为证。其实，在法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comédien”系指一切演员，并非专指“喜剧演员”。因而，将《La Comédie francaise》（法兰西大剧院）译成“法兰西喜剧院”就是一个沿袭至今的错误。至于巴尔扎克的《La Comédie humaine》,法国罗贝尔字典里明确说，“comédie”一词有两个含义，一为“一切戏剧”，如巴尔扎克的《人间戏剧》；二为“喜剧”，如莫里哀的“喜剧”。字典上标示得再明确不过了。何况,巴尔扎克的所有小说结局都是悲剧，巴氏描写的是“人间悲剧”，再高超的翻译艺术也不应将之歪曲为“人间喜剧”。汉语里有“人生如戏”的说法，与巴尔扎克作品总称《人间戏剧》如出一辙。我国东晋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提出“依实出华”的翻译原则，强调首先是要“依实”，即在翻译原文的过程里必须“存本旨”，这本是一条公认的道理。
在文化知识方面，误读更多，可以说屡见不鲜。如将詹姆斯・卡梅隆追述历史上一大海难的影片译成“泰坦尼克号”的人，大概不怎么了解希腊罗马神话。须知，泰坦（Titan）本是垒石冲击宙斯天庭的原始巨神，造反受挫后永镇阿鼻地狱。“Titanic”系“Titan”的形容词，即“泰坦的”，以此作为一艘客轮的名称，旨在比喻其若泰坦神祗般巨大，故应译为“泰坦号邮轮”，或“泰坦号巨轮”，也符合汉语的象意特征，一目了然。按翻译规则，名词的形容词一般采用“的字”结构，不另行音译。否则，“泰坦号”客轮沉入大海，相关词“海”“océan”的形容词“océanique”，就得翻译成“大海尼克”了。
又如，《旧约全书》里有一座名城“Jéricho”，位于死海北部的约旦河谷，我国历来的定译为“耶律哥”，可以查对《辞海》里的有关词条。曾几何时，“耶律哥”在我国关于中东局势的报道里突然变成了“杰里科”，且人云亦云，各大报纸齐称“杰里科”，不知指的正是《圣经》里的名城“耶律哥”。这一误认由一位不懂宗教历史的驻外记者随便音译而致，竟然靠大众传媒的声势淹没了正宗古城“耶律哥”；似乎相关的词汇“耶律哥的玫瑰”，“耶律哥喇叭”都得随之改名，甚至救世主耶稣(Jésus)也得重译为“杰稣”了。
新近，中央电视台又在报导一个被称为“恐怖的伊万”的人，让听者哑然失惊。电视台所说“恐怖的伊万”系指二战时德国一个纳粹典狱官，因对犹太囚徒残暴得此诨名，原文为“Ivan le Terrible”,本是俄国历史上的暴君沙皇“伊凡雷帝”，几年前却被我国媒体改译为“恐怖的伊万”，《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专文介绍谁是“恐怖的伊万”，而作者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得此绰号的历史人物究竟是谁。更严重的例子是，同一座国家电视台在播出巨型纪录片《大国崛起》时，竟然将法国雕塑家保尔・莫罗―沃蒂耶反对革命的作品“献给历代革命的受害者”作为“法国大革命纪念碑”展示在广大中国观众眼前。这样的历史误认，显然要比北京电视台把爱尔兰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误称为法国作家要严重得多。
自中国开放以来，欧洲歌剧接连搬进北京、上海舞台，推动着中-欧艺术交流，但同时也遇到了不少语言文化的沟通问题。举一个实例，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世界著名歌剧《La Bohème》被译成了“波西米亚人”，亦即人们习惯称作的吉普赛人，就是一个语言文化上的误读。在普契尼的那部歌剧里根本就没有波西米亚人，或吉卜赛人的踪影，故事真正描写的是巴黎穷困艺人的生涯。普契尼的歌剧取材于法国十九世纪作家亨利・缪尔瑞的小说集《艺人生活场景》（《Les 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la bohème”一词专指当时巴黎境遇困顿，但崇尚自由的艺人群落，与吉卜赛人风马牛不相及。另外，在北京出版的《今日法国》，将马塞尔・卡尔奈导演的影片《Les enfants du paradis》（戏楼儿女）误译成“天堂的儿女”，将桑贝内・乌斯曼的小说《Les bouts de bois de dieu》（神的儿女）直译为“上帝的木头块”。凡此种种，表明汉译者不十分熟悉法国和非洲的艺术历史和社会文化。
前几年，欧洲制订了将学习、教学与评估三结合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Le Cadre européen commun de référence pour les langues),目的在于维护欧洲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因为，各类语言形式对各种文化价值的构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语言的多样性，就不可能保存文化的多元化，这本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欧洲著名学者马克斯・穆勒说：“语言是化石哲学”。卡狄奈则具体论述过语言对尼罗河文明的影响。无疑，语言不仅表达生活，而且反过来对生活起着重大的作用，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语言、文化、民族构成人类世界的三位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是一个合而不同的联合体，其不同就表现在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上。
上月底，北京举办了中国-欧盟语言合作研讨会，凸显了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说到“跨文化”这个现在通用的学术语，其概念尚待进一步明确，在深化中完善。因为，中文所谓“跨文化”，接近英文的“interculturel”，或“cross-culturel”，但与法文的“transcurel”并不等值。前者是横向，可用“立交桥”作为修辞格，但后者是纵向，强调深度，意在超越，而非跨越，更体现欧盟的语言文化政策走向。即要超越文化差异，让一种新的融合体脱颖而出，由“应合”升华为“和合”，似乎也符合孔子的世界大同观，但又与儒家的“合而不同”相悖。这一系列深层的学术问题，自然需要以更科学的态度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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