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与席勒的“分歧”

2009-07-0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北塔 我有话说

偶阅《激情自我――费希特书信选》（洪汉鼎和倪梁康译），看到一句惊人的腹诽：“对我的事情……席勒的行为是卑鄙的。”（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1799年5月22日，耶拿）

费希特的哪件事？席勒的哪桩行为？为什么说是卑鄙的？

1798年，在费希特主编的《哲学杂志》第8卷第1期上，发表了他自己写的

《论我们信仰上帝统治世界的根据》和福尔贝格写的《宗教观念的发展》。福尔贝格认为，宗教观念要随着实践而发展变化，近代宗教的要义是美德，而非虔信。费希特则认为，美德与虔信是二而一的关系，“道德心与宗教绝对是一回事”。德累斯顿高等教会监理会等组织和个人故意混淆二者，把福的观点张冠李戴到费希特的头上，在匿名发表的文章《一个父亲就费希特和福尔贝格的无神论写给他的上大学的儿子的信》中，他们指责费希特以无神论毒害青年。当年11月26日，这期杂志被下令查抄，第二年6月，在魏玛公爵亲自过问和督导下，费希特被耶拿大学开除。这就是所谓的“无神论事件”。需要说明的是：费希特自始至终都“确信自己并没有主张无神论”，他的观点充其量“代表了一种新的上帝概念”（《费希特》，威廉・格・雅可布斯著，李秋零、田薇译）。新就新在他强调“善心”加入信仰。

费希特与席勒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当时席勒对这一事件持何态度又做了什么？

当时席勒也在耶拿教书，两人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呼吁政治民主，号召学术独立。他俩曾是同一条思想战壕里的战友，席勒曾对费希特不惜溢美之词，在1794年写给霍芬的信中，说费希特“在哲学中创作了一个新体系……无疑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思辨头脑”。席勒创办并主持的《时序》杂志“为一代新人，如洪堡兄弟、施勒格尔兄弟以及费希特，提供了发表文章的机会。”费希特对席勒的栽培感激有加：“我可以期待您信任一个您至今为止一直对他的哲学才华作过较多评价的、一个您为他在《时序》杂志中确定了极光荣的位置的人。”

但就在1795年，两人有过一次意气之争。费希特给了席勒新写的长文《论哲学中的精神实质和咬文嚼字》，席勒不喜欢这篇文章到了拒绝刊发的程度，无比严厉地说费希特的头脑是“所有混乱的头脑中最混乱的一个！”这话严重伤害了费希特极为倚重的自尊心他一再说席勒误解了他；还以牙还牙，直截了当地指戳席勒的软肋：“您几乎到处都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这些形象。”

尽管双方措辞严厉、火药味十足，但这都是因为诤友间的信任和坦率，“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坦率，他们一直保持着无拘无束的来往”。他们都意识到“无神论”只是一个借口，教会和政府真正想要打击的是费希特的民主倾向；正如费希特自己所说：“他们要迫害的，并不是我的无神论，而是我的民主主义，前者只是一个导火线。”（《〈哲学杂志〉编者对无神论控告的法律答辩书》）在费希特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乃至急得团团转时，1799年1月26日席勒写信给他，表示安慰、鼓励和声援：“即使您的文章真是无神论的，也绝不能允许对它加以禁止；因为一个开明的、公正的政府不应禁止任何在一部学术著作中被学者们所阐述的理论见解。”

费希特更加强烈地希望“官”、“学”分开，反对政府介入学术论争。他吁求学术界同仁主动出击，为他辩护，也就是维护学术的尊严和权利。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席勒曾去信给费希特，良言相劝并委婉提醒他不要到处宣扬与政府的对立。道费希特性情暴躁，非常情绪化，他不仅没有后撤，而且采取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姿势。1799年3月22日，他给宫廷顾问的首脑福格特下了“战书”。他实际上误估了形势，也高估了朋友们对他的同情和支持。这一事件以费希特丢盔卸甲、黯然离开而终结，那些“志同”者却没有跟他“道合”――没有追随他离开耶拿。

在总结自己的这一不幸遭遇时，费希特显然没有很好的反省，而是怨天尤人，到处骂人，连席勒也不能幸免。他始终认为，席勒不仅没有在公爵那儿替自己开脱，反而站在政府一边、替政府说话、堕落为政府压制他这样的民主人士的同谋。直到他离开耶拿，到柏林安顿下来之后，可能才意识到席勒的良苦用心和自己对席勒的误解，主动恢复了跟席勒的联系，1800年12月2日，他不仅给席勒写信，还寄了“不再是新书的《人的使命》”一书，信的开头还是：“我崇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