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眼前浮现出季老那睿智而安详，渊博而谦和的形象。这位精通英、德、梵语、巴利语、吐火罗文、俄语、法语的学者，焚膏继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热忱而“止于至善”：从考证到义理之学，从东方语言学家到东方学家，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域。“君子不器”，他命定般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也不屈从于任何专业狭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
季老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1991年）中认为：现代性的西方文化过分强调竞争，已经显示出诸多弊端，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岁月中显示出魅力。“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知道先生为了写《糖史》，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每天来回五六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从新时期以来近三十年，季老撰写了近三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其一生的总著述达1200万言，这种以写作连接的生命本体，显示了思想自由之后的空前喷发的写作状态。先生做学问不局限在自己的所谓专业的领域中，而是有广阔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关注全球化时代中东方文化复兴的意义，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送出去”等重要理论，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论争。
广被万物的爱心与知识分子的胆识，大千世界平等的思想与不争而无可与之争的智慧，在季先生那里体现得十分醒目。先生个性极为鲜明，如果来访者不学无术而又滔滔不绝，先生就会面色木讷长久不言；如果是清纯学生求访解惑，则他每次必从家中送出来直到大门口默默招手告别，你回首远望仍见老人在寒风中的苍凉；当九十高龄的先生仍然每天来回于图书馆并沉浸在《糖史》的广阔世界中，我和不少学子在北大博雅塔下目送先生挎着厚厚的书包沉默独行；电视台拍摄《北大之魂》时，在湖边听先生畅谈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身份的大胆和勇毅令后学失色；先生童心慧眼，喜欢养波斯猫、小乌龟等小动物，每天写作疲倦同它们亲近成为生活中天性流露的美丽场景；先生在病中坚持写作经常发烧和患化脓皮炎，使他的写作进度受到影响，但是他总能在会议的间隙远离尘嚣写成美文。这些，让我闭目思来，心中一热。
生命不息，思想不止。季老住院后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还坚持每天写作思考，这使我想起古人说的“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话，但是季老却是在不断践行着。病中的先生支撑着已不能站立的病躯，忍受着因写作而导致反复发烧和化脓性皮炎折磨，每天以2000字的惊人毅力推进着，使自己一生学问思想与死亡之神赛跑，坚毅地写下来传之后人……每每想起这些，都令人无比感动。季老说：我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正是夫子自道！
如今季老永远离开了我们。回想这位世纪老人，他性格宽厚平和有如泰山石，穿着发白的蓝中山装提着旧书包奔走于各种国际会议的形象，胜过了那些假洋士多少虚假宣言和媒体做秀；他对后生学者的奖掖提携之多难以言尽，一生培养了六千多名弟子，其中不少是国内知名东方学学者，还有几十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他对学生治学要求极严，但是一旦多年不见的弟子从海外远道归来，他总是推开所有的会议，与其在书房中尽兴畅谈……
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季老曾对我说：我已年届耄耋，对生命和名利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超脱的，因此很欣赏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顺尽，无复独多虑。”季老正是这样一位透悟生死的慧者。
季先生和任继愈先生的双星陨落，无疑是中国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同时敦促我们接过他们的文化重担，坚定不移地将中国和谐文化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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