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与任继愈先生只是在一
5月19日下午，我们三人来到了任继愈先生的书房。任先生和颜悦色、热情地接待了我们。92岁的学术前辈，就在我们身旁，从容不迫地翻阅了《史稿》的全部目录，从第一章“原始思维”到第十章“近代‘新学’思潮与孙中山前期的学术思想”，老师高兴地说：“这就是侯外庐学派！”
任继愈先生的话，肯定了拙著的学派特色，我的心跳加速，心情激动。是的，当年外庐老师教导我们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原理，在研究我国历史文化典籍资料时，强调要纵向的“通”而后“专”，横向的“博”而后“深”。侯外庐先生与赵纪彬、杜国庠、白寿彝、邱汉生等史学大家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成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宏伟巨著，成为侯外庐学派的开山和奠基之作。如今，《中国学术思想史稿》在“通”这一点上，得到了师辈的肯定，而不同的则是由深入浅，以求利于更广大的读者阅读汲取。
任继愈先生慨然应允了我们的请求，并与我们合影留念。
5月24日，黄燕生编审为我们取来了先生所写的书名题签，共两条供选用。字迹挺拔而又清秀，文气盎然。
次日，我就挂通了任继愈先生的电话，同时也代表安奇同志向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说：“先生的字写得真好！”任继愈先生却回答说：“不是我的字好，是你的书好。”我实在汗颜，表示只求先生多多批评指正。2007年1月，拙著出版以后，我和安奇给任继愈先生送书。先生颔首微笑、雍容大气，祝贺我们的书问世。
这一幕幕感人情景，犹在眼前，而先生已经远去。我们永远怀念任继愈先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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