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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小说

2009-07-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舒曼 我有话说
《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78.00元

韦庆远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求学的时候,韦先生的有关明清史辨析、新析和续析等几部作品是我们专

业的必读书。因此,当看到这上下两册,皇皇百余万言的《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还是颇有些吃惊的,老先生何以在耄耋之年开始史学界认为“不务正业”的小说创作?

以明清史为背景的小说和影视创作在这十数年间可用泛滥二字形容。很多时候,作者和编剧罔顾明清史的基本史实,肆意想象,弄出很多啼笑皆非的情节,令人有“关公战秦琼”,不知所云的感叹。

因为所学专业的关系,亲朋也时常会拿小说和影视剧的情节来向我求证,到底历史上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此时,便会有很强的无力感。若要一一解释,怕是大废周章,且事倍功半。终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埋首典籍,考辨正误。如何将历史说得让非专业人士爱听,确实是件犯难的事。这就需要一种将文史结合的通俗文体。既普及历史知识,又令普通人爱读。如此说来,历史小说的创作便是十分必须的。

虽说良史莫不攻文,可长期以来,史学与文学被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领域,这就对历史小说的创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精通掌故、引经据典,又要笔底生花、引人入胜。能将这两者有机结合,非文史大家莫办。因此,历史小说其实是一个不容轻易涉足的领域。功力不逮,便会贻笑方家。

一直以来,我都向身边喜爱历史的亲朋推荐高阳的历史小说。高阳腹笥极宽,既熟知史实,又多读野史,且文笔华丽,最宜写历史小说。他的《红楼五部曲》,我以为是将曹家本事发覆得最令人可信且可读的上佳之作。

高阳对掌故的熟悉,可举一例为证。李商隐《药转》诗,有人认为是描写堕胎,有人说是如厕诗,等等。理解这首诗的主要分歧在第三联,“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认为是描写堕胎的水晶解释道:“堕胎的女史谋略与孙皓一般糟糕,堕胎的灵药(香枣)何必非得求自富家,即使购自一般药房,不也一样有效吗?”邢杞风认为,香枣可能是指春药一类的仙丹。高阳则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一首如厕诗。所用的典故并不算偏,亦不难查。而这也足以说明今人想要重现古人生活的难度,功力不逮,便谬以千里。

韦先生此书选择了极富争议的明武宗朱厚照作为写作对象。明武宗是明代第十位皇帝,他的种种残暴特异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如修建豹房、强占官民妇女;改名朱寿、自任大将军;因朱猪同音便下达禁猪令等等。他年号正德,却毫无德行,在位期间,宦官擅权、奸佞当道、忠臣枉死、藩王叛乱,朝局可用混乱不堪形容。他的荒淫无道,若要比较,中国有商纣、古罗马则有暴君尼禄与之相近。因此谥号为武,也是对他荒唐人生的总结。

我以为,武宗可说是不幸生在帝王家。若他生于寻常富贵人家,充其量是个纨绔子弟,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将祖产败光。纵然性情乖戾,为害尚且不广。可他身为帝王,拥有至高的威仪,握着生杀予夺的权柄,荒唐残暴的行径便足以危害天下。由他个人身世引发的荒诞剧也就迅速扩散为整个王朝的悲剧。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必然有其原因。历史人物写作的最高境界,便是对其精神世界的探索。韦先生的创作并不止于对武宗残暴荒淫的简单描述。对明武宗的身世和性格成因,书中有一个新的提法。

明代中期的皇位继承人是一个大问题。历来后宫争宠,其惨烈不下于朝中争权。武宗的祖父宪宗,专宠万贵妃,后宫凡怀孕者,无一幸免。孝宗出生后,在冷宫安乐堂被偷偷养大,十多岁都未剪过胎发。武宗的父亲孝宗弘治皇帝,生前亦子息微薄,存活下来的只有武宗一位嫡子,因而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史书多载孝宗与张皇后恩爱,因此别无所出。

韦先生认为,孝宗在情感和子嗣的问题上都重复了他父亲的命运,张皇后与万贵妃一样奇妒,所有怀孕的妃子宫人,都被折磨而死。武宗实为浣衣局宫人郑金莲所生,而非孝宗与张皇后嫡子。自幼由祖母王太后抚养成人。这便可以解释武宗因何与张皇后不睦,却对祖母王太后感情深厚。

武宗对父亲孝宗亦深怀怨恨,他认为父亲的懦弱直接导致了生母的死亡。因此,孝宗死后他拒不服丧,继续在豹房中花天酒地。武宗14岁即位,31岁夭亡,一直没有生育。更令人诧异的是,武宗生前屡屡拒绝公开从宗室中选立嗣君,这直接造成了孝宗这一支皇嗣的断绝。同时,也决定了世宗继位的特殊性与嘉靖朝大礼议的走向。

对明武宗这样的历史人物,高阳自然不会放过,著有《明武宗艳史秘闻》一书。该书秉承了高阳作品一贯的特色,长于人物语言和心理的刻画,文风流丽。高阳对武宗性格的形成是这样解释的:孝宗自幼没能得到宪宗的父爱,在冷宫中长大,备尝辛酸。封为太子后,生母便暴亡,可说从未好好享受过天伦之乐。因此,对待唯一的儿子武宗,便不免有些骄纵。而武宗生来便有瑶人血统(孝宗生母纪氏为瑶人土司之女),秉性异于常人。对武宗的嫡子身份并无怀疑。

武宗的风流史历来为野史稗闻所津津乐道。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梅兰芳》中,梅兰芳与孟小冬配了一出《游龙戏凤》(为京剧《梅陇镇》一折),说的便是正德皇帝下江南时,微服出游,与当垆女李凤姐的故事。李凤姐是否确有其人,已是渺不可考。但武宗巡宣府时,妇女不问出身良贱、婚嫁与否,甚至身怀六甲,只要被他看中,都难逃荼毒。种种变态之行为,令人发指。

《正德风云》中的李凤姐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这位晋北回龙酒楼的女酒保,被韦先生设计为蒙汉混血,大有北地胭脂的矫健之态。面对武宗的调戏,竟然在饱以老拳,给以颜色之后,快马驰往漠北,全身而退。读来大快人心。不像戏文中的凤姐,一见正德露出五爪龙袍,便惊惶失色,毫无反抗。

若说武宗对女性全无情爱,也失之偏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出现了一位名叫刘良女的女性。刘本是晋王府的世袭乐户之女,出身可谓卑贱。年纪长于武宗,姿色亦不十分出众。可正德在与她相识之后,表现出感情上罕见的专一。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携刘良女至南京,在施舍给寺院的幡幔上,竟以夫妇的名义写上“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与夫人刘氏施用”,宠爱程度可见一斑。直至正德在豹房崩逝,刘良女始终随侍在侧。

武宗对刘良女的依恋,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便是在幼年极度缺乏母爱的代偿心理。帝王终究是人,若将正德写成一个毫无人性、彻头彻尾的禽兽,反倒不足以采信。《正德风云》和《明武宗艳史秘闻》中皆有对这一段“畸恋”浓墨重彩的描写。

由此可见,对细节的描摹也正是历史小说有别于高头讲章之处。在正史说之不尽道之不明时,历史小说可做自由的发挥,只要合于情理,不悖史实,能够自圆其说即可。在不负责任的戏说和严肃的正说之间,历史小说有着广阔的写作前景。

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好的史家?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想,一个优秀的史家最起码应该具备两种特质:一双冷眼和一颗热心。冷眼可以让史家不致于迷失于纷杂浩繁的史籍中,热心则是史家著书立说、有益于世的动力。面对充斥坊间的冠以历史名义的作品,吾等晚辈皆采取不看、不听、不评价的态度。韦先生却以十年之功,著成此书,实在令后学感佩不已,书中显示出来的对于明史典章制度的熟稔,铺叙的自然流畅,自然更非那些自以为是历史小说而触处皆错的戏说可以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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