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弗洛朗斯・塔玛涅的《欧洲同性恋史》就是要发掘这一剪影背后复杂的故事，向人们展示纠结于社会、文化、政治网络中的欧洲同性恋全貌。对于自己的这本历史著作，塔玛涅作出了两个限定。首先，她将考察的对象限定在德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不仅是欧洲的大国，而且集中代表了欧洲同性恋的不同特点，以及处理同性恋问题的不同模式。其次，她将研究的时段限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1919―1939年这一时期。因为在作者看来，这20年是欧洲现代同性恋发展史上至为重要的阶段，经历了一个从神话形成到幻梦破灭的过程。
作者一开始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20年代欧洲同性恋的黄金时代有着密切关系。战争期间对男性阳刚之美的颂扬，战争之后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以及人们压抑之情的释放，都推动着“幸存者的道德”去替代主流的伦理价值，由此所产生的那种没有约束的享乐主义成为同性恋运动的外在动力。具体到德英法三国，由于社会传统和文化观念的差异，同性恋运动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在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开展最为迅猛，更具斗争性和群体性。战前就已成立的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保护同性恋权利的组织，其目标就是要废除德国的反同性恋法规。为此，委员会的主要发起人，医生、精神病学家和性学家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精心构筑了一套关于同性恋成因的理论，简言之就是同性恋是先天形成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这样就避免了将同性恋视为变态的可能，从而为同性恋赢得了更多的舆论支持。此外，德国的同性恋运动还有效地利用了现代传媒手段。比如，创办《中间性别年鉴》、《WhK通报》、《友谊》杂志，拍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与众不同》等，这些举措都成为同性恋宣传的有效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国还自发形成了“德国友谊联合会”、“人权联盟”等同性恋组织，它们的出现促进了同性恋运动向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转变。以“人权联盟”为例，该组织在1929年时拥有会员48000人，其机构几乎遍及德国所有城市。“人权联盟”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曾就兴登堡总统开除同性恋议员一事提出过申诉。
相比而言，英国的同性恋运动进行得就极为谨慎，仅仅局限在精英领域和知识界。20年代，英国唯一的同性恋维权组织是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但它放弃了斗争行为，只倾向于发表改良主义言论。在英国保守的政治传统和文化环境中，性心理学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而在法国，同性恋运动始终没有发生过。作者将之归结为法国的司法宽容，也就是说，由于没有针对同性恋的镇压法令，相互协调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法国人特有的个人主义和同性恋缺乏群体意识所致。
深入到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背景之下去探询同性恋的发生与发展，是本书作者致力于形塑一个更为立体，也更加多样化的欧洲同性恋群体的有效尝试。它摆脱了对同性恋理解的僵化思维，使读者能够从宽广的社会层面去认识这一特殊群体以及他们的时代。在这里，同性恋不再只是一种性爱模式，潜藏在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更应引起人们的反思。比如，为什么在英国这个清教思想颇为盛行的国家会产生“同性恋崇拜”？作者认为答案在于英国特有的教育体制，即以寄宿制为特点的“公学”（public school）纵容了同性恋在少年当中的泛滥，成为培育同性恋的温床。而公学的目的旨在培养社会精英，所以当这些有着同性恋倾向的孩子进入大学和文化界后，同性恋的行为也就在知识分子圈中传播开来，进而形成一种时尚、一种生活品位。同样，为什么法国是欧洲唯一不对同性恋进行判罪的国家？在解答这一问题时，仅仅联想到法国自由浪漫的风气是不够的，作者提醒人们去关注法国的司法体制。自1810年法国《刑法典》颁布以来，因其所秉承的大革命原则，故规定只在有受害人时才进行处罚。在许多同性恋的案例中，由于当事人大多出于自愿，并不存在所谓的“受害人”，因此就不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民法典》的主要制订者冈巴塞雷斯（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本人就是同性恋，这一点也使得法国的法律对同性恋十分宽容。了解到这些鲜为人知的背景后，人们就不会只把同性恋看作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要把它放在社会文化的视阈下加以考量。
塔玛涅还特别提到了政治因素对同性恋的影响。比如在德国，由于同性恋人数甚众，多达100至150万人，即大约10万选民，他们便成为在议会斗争中处于劣势的左翼政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争取的对象。同样，一些同性恋人士之所以投身左翼运动，也主要是将自己的性倾向当成一种政治筹码或反体制的手段。同性恋在此被符号化了，演变成一种政治话语甚或意识形态建构的手段。然而，政治氛围的不确定性，使同性恋更容易身处一种命运弄人的无奈境地。在苏联，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宣布不追究同性恋的刑事责任，此举立刻让这个新生国家赢得了欧洲同性恋的感激和崇敬，布尔什维克也由此被证明代表了进步的力量。但是，到了1934年，同样处于政治上的需要，苏联政府将同性恋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作家高尔基甚至提出了“根除同性恋，法西斯就会消灭”的口号。同性恋骤然成为反国家和反社会的行为，与抢劫、反革命、间谍罪同列。苏联的例子似乎暗示了，在变动不定的现实政治面前，对同性恋的宽容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让步。30年代的事实也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30年代，欧洲都挣扎在一场持久而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在上个十年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同性恋神话，在这个十年里却迅速蜕变为一场幻梦。这场幻梦首先在德国破灭，然后延及英国和法国。1933年1月30日纳粹的上台，标志着对同性恋镇压的开始。先是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被勒令关闭，紧接着2月28日通过了“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各种同性恋团体和反对党派被一并取缔。10月，希特勒命令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Franz Gürtner）起草一部新刑法，1935年6月，新刑法第六修正案被采用，加重了对男同性恋的法律制裁。在纳粹上台短短十个月后，德国同性恋的活动空间已经消失殆尽。与德国相比，英法两国对同性恋的镇压虽然没有那么猛烈，但英国自1931年起就明显加强了对同性恋的监控与抓捕，法国也取消了同性恋俱乐部等场所。
是什么原因使欧洲同性恋的境遇在十年之后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纵观30年代的社会现实，我们会发现，对同性恋的压制其实是社会内部矛盾的一个外在反映。30年代，德英法三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但人们并没有去寻找产生这些危机的深刻根源，而是将之归咎为道德的堕落和文明的衰落。同性恋首先被人们指责要对此负责，因为正是他们的不知羞耻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影响了国家的竞争力。就像罗马帝国初期的基督徒和中世纪黑死病泛滥时的犹太人一样，同性恋也沦为30年代欧洲社会危机的替罪羊。当然，政治迫害的因素也是明显的。纳粹在捣毁希尔施费尔德的性科学学院时，特别强调了以下两点：希尔施费尔德的犹太人身份和马克思主义势力的保护。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欧洲同性恋在20年代如何经历了神话的辉煌，还是在30年代如何幻化为旧梦的阴影，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他们的命运并不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对他们命运的理解也必须建立在对他们所处社会的理解之上。在很大程度上，同性恋的身份不是自明的，它总是不断处于社会主流话语的建构与解构之中，因此，获得自我表述的权利才是同性恋解放的前提。不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同性恋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命运休戚与共。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同性恋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首先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才有可能真正和最终解决同性恋问题。否则，宽容只不过是一种廉价的施予，理解也只不过是一句漂亮的口号，它们都无助于同性恋融入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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