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话，要不是言过其实的话，也肯定是记忆有误。我们这一代都受到了文革
不过，我也实在没功夫去琢磨，人家那番话有否调侃之意――就算有，我也听不出来；就算听出来了，我也不以为意！说白了，这又有什么呢？不过就是划出了两条平行线，说明译林这二十年来的成长，跟当年一位青年学子的成长，差不多都是白手起家的，也都是发展迅速的！
这事最有白纸黑字为证。我书桌对面的橱柜里，摆放着整整三排《人文与社会译丛》，都是我呕心沥血为译林主编的，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业已成长为一套巨型的学术丛书，收纳了最多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的名著，被誉为新时期十大丛书之一。而译林这块牌子，当然也是伴随着这套丛书的不断壮大，而同步上升的。
由此就联想起，前不久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之事是发现湿雪和长长的山坡。”毫无疑问，若就积累和耐力的重要性而言，这话也适用于描述一个出版社的运作。
正因为显示过这种耐力，译林这两个字的分量，二十年来在读者们心目中，就曾不断发生着悄悄变化。它从一份很受欢迎的专门刊登翻译小说的杂志，一变而为一家大规模重译国外名著的文学出版社，再变而为一家很有文化品味的学术出版社，以至于到了今天，几乎没有哪一位严肃学者的书架上，会没有几本译林版的图书，否则其学术视野一定会出现重大闪失。
不待言，译林作为一家出版社，所渐次获得的这种显要位置，是跟翻译活动在当代精神生活和文化市场上的重要性，紧密地连在一起的。稍微扫描一下业界的情况，我们就不难发现，凡是跟“外字口”相关的出版社，往往都比较活跃，日子也都比较好过。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自然是因为人们对于来自外部的文化信息，始终都保持着旺盛的阅读需求！
由此，就导致了当代文化场中最为讽刺的悖反。一方面，就官方意志而言，无论在前期支持方面，还是在后期承认方面，都从来未曾把翻译活动――哪怕是最为严肃和艰难的翻译活动――当作一件值得尊重的学术事业。而另一方面，就阅读心理而言，恐怕就连那些掌管着各种研究基金的人，私底下也不愿阅读他们赞助出来的、据说具有种种创新意义的专著，而宁可选择他们从未支持过的、根本不能用来评职称的译著。
这种明显悖理的现象，就给翻译活动平添了许多人为的困难。可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从一开始，便以这样的重话来激励自己：“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的话》）在这里之所以联想到了高僧，是因为我意识到了西游的艰辛――以这样的作派来主编一套丛书，那么它包含多少种选题，简直就等于是向世界宣布，自己打算在今后历经多少重劫难。
所幸的是，仰赖译林同仁的鼎力支持，和他们同等程度的耐力，终于获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因此，让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巴菲特那句话：如果出版事业就像滚雪球，那么，汉民族这样一个巨大的阅读共同体，就是我们所享有的何其漫长的山坡，而这个民族对于政治进步和社会成长的持续关注，就是我们所享有的何其深厚的湿雪。
译林的上述成长经历，早已是有目共睹的，多说无益。今天，为了刺激它的进一步成长，我反而要转而讲点扫兴的话：若是换从大处着眼，一个主要从事西学东渐的出版社，偏能获得如此一枝独秀的成绩，这件事对于一个文化共同体而言，实则刚好暴露了其知识生产的不正常。极而言之，译林作为一个翻译出版社的活跃，恰恰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沉闷、消极和被动之上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必须更加全面地认识到，翻译活动既是相当重要的，又是很有局限的，这还不光指那些专事翻译的个人，也要指那些以翻译为主业的出版社。最司空见惯的是，倘若没有高雅的文化追求，那么人们选择引进的图书，就一定会倾向于逢迎市场，净顾着朝钱眼儿里钻。这类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而相对于译林的情况，最大的挑战毋宁在于：如果想要避免简单地成为别人的文化传声筒，那么一个有品味的出版者就应当以更积极的对话，来向读者强烈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它对自己所引进的那些图书，是完全识货的，因为那正是它从精神深处必然要追求的东西。
正如我近来对严复翻译活动的研究所表明的，如果没有深入的学养垫底，那么一项翻译工程是会大大走偏的，同时也会为此后的历史带来额外的代价。――更何况，我们光是在译林的一套巨型丛书中，付出的工作量就远逾严复当年十倍，又岂能仅只进行文字上的转换和复制？
因而，多年以让我一直忧心忡忡的是，尽管我们历尽艰辛地引进了那么多好书，而且还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思想交锋者之间的平衡，但总体来看，这些文化产品却显然没有被充分推广、导读和消化！这从业界的激烈竞争而言，无异于倒持太阿，把主动权拱手相让，对一家出版社的成长很是不利。而若从社会的公益要求而言，则更未发挥那些图书的应有效益，使其有助于未来公民文化的奠定。
于是，当雪球滚到这个规模的时候，一个“不进则退”的永恒命题，又再次严峻地摆到了译林的面前。尽管作为一家“译”字当头的出版机构，它无疑是有明确社会分工的，然而，就像这在以往并没有妨碍译林将其视野先从当代文学扩展到文学经典、再从文学经典扩展到尖端学术一样，它在今后也不应当妨碍译林将其重心从单纯翻译扩展到对话思考、再从对话思考扩展到反向翻译――即把域内的思考成果转而传递到域外去，从而在文明与文明之间，扮演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思想信使。
即使不会更加艰辛，这条路至少也会同样的艰辛。然而，就基本的事理而言，这又是惟一合乎逻辑的路。正像一个个人必定有他的人格一样，一个出版社也必定有它的社格，――这方面的格调上去了，才会形成一家精神生产机构最珍贵的无形资产。因此我相信，只有在继续滚动雪球的道路上，译林才会得到更大的成长，从而也在读者那里赢得更多的器重，和更深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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