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大师在近百年的生命历程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他们的相继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连日来，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形式追思缅怀季羡林、任继愈，从工作、生活、著述等方面追忆了两位学术泰斗的稀世学术成就和令人叹服的道德风范，反思着当下学术环境，希望能够唤醒一些不应随着他们的逝去而一
学术生命重在创新与自我超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张立文表示，两位大师的品德和风度及人格魅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逝世对中国哲学界是重大损失。张立文曾带着自己的一部关于儒学的样书去见季羡林，“季老说，不仅要西学东渐，还要东学西渐，把儒家的著作传播出去，给世界国家提供研究东亚的文化资源，文化不论怎么发展都要回到源头。”张立文也谈到与任继愈的交往过程。“我写了《朱熹思想研究》的50万字书稿，请任公写序，他放下自己的工作，给我认真写了长序，还说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朱熹的，给我提了修改意见。他对我讲，做学问要清心寡欲，要甘于坐冷板凳；他的很多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学习，一是提携后学，关爱年轻的学者，他主编了很多书，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地看，严格把关，并把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告诉年轻的学者，交换意见，毫无保留；二是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1982年他提出儒教是宗教，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这个过程中，任公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他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敢于创新不怕别人有不同意见，是学术生命很重要的一点；三是精益求精的精神。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等很多书一直被我们当教科书读；四是弘扬中国文化，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从解放以后，任公用马克思的立场方法研究中国的哲学，关注中国文化资料的整理、弘扬及传承，几十年来坚持做中国哲学史和宗教研究。”
任先生执著的学术追求和彻底的科学精神，还特别体现在他对自己的既有的学术观点所持的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态度上。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侯才说，这集中表现在对老子哲学的性质的界定和评价上。任继愈先生对老子哲学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对此，他曾在《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一文中作过记述。其中说：他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提出老子是唯物主义者；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则又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者。“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后来，“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论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据说，在其他场合，他还这样说过：“如今，我越来越觉得，不能把今天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比如，有关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学术界争论了很久，我也是参加者之一，既主张过唯物说，也主张过唯心说，但无论站在哪一方，都发现缺乏足够的证据驳倒另一方。我现在认为，这样划分的方法本身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都不是老子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后代的观点来套老子，既不可取，也讲不清楚。”侯才认为，这种因追求真理而实事求是、因实事求是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品格，是任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珍惜点滴时间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周桂钿谈到，任继愈有“四不”。“他80岁的时候，我对任老说希望给他祝寿，他说‘我还年轻，到90岁再说。’他88岁那年，我问他是否祝寿，他说‘不祝寿，我有几个不。一是不祝寿，祝寿对我来说没意义，但别人要花很多时间准备；二是不出全集，别人的全集我不看，我出了别人也不看；全集收不全，即使收全，一些文章也没有保留价值，劳民伤财；三是不到外地去；四是中午不在外面吃，在外面吃饭得两个小时，太累，在家半个小时吃完可以休息。’”
谈到大师的珍惜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王树英也深有感触，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学生，他熟悉季先生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是：“生命只有一次，一定要珍惜时间。”王树英回忆说，季先生平时喜欢散步，在散步时也不忘记思考，所谓“路不空行，行必有思，思必有得”。
生命不休 学问不止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抗生认为，任继愈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两个贡献：一是第一次主编了解放后第一部哲学史多卷本，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二是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是研究中国佛教第一人。“他不囿于传统，提于新的观点引导学生，一是庄子的研究，一个是儒教的研究。他教导我们，不要急着写东西、发表文章，要多读书，掌握第一手资料，读懂它，做好注释。他特别强调重视打好基础，不要匆忙落笔，这对当前克服浮躁之风有很大帮助。”
回忆起任老住院的最后几天，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他已经很迷糊了，说胡话还在重复讲一些开会和改稿子的事。他就这么敬业，去年下半年，因为癌症要动手术，但一出院不久就又坚持回到馆里工作，我劝他多休息，他还开玩笑说，你们在银行有100块钱的存款，而我只剩5块钱了，我要用光它。”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说，任老有儒者之风，很入世，进取心强，到老都不懈怠，89岁高龄退休后，仍然每周二、四上午到馆里上班，直到今年初住院后才终止。50年内，他的《老子新译》四易其稿，他把《老子》研究了一辈子，学术研究目标始终如一，不断精益求精。他执着的学术追求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学术胆略令人敬佩。
有学者表示，任先生对老子的书译注数次，第一本叫《老子今译》，90周岁时又做《老子译读》，任先生50多年来对老子哲学性质的界定和解读是有过不同看法的。“‘道’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他认为老子是唯心的，1973年提出唯心老子简编，在《老子译读》中对不同场合讲过的两段话有过解释：‘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他自己说过，在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唯心的观点驳倒，在认为是唯心主义时，同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唯物的观点驳倒。检查老子的同时，实际上是在检查自己。”他说，越来越觉得，不能把今人的观点强加给老人。先生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品格是真正的学者品格，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斯人已世 余香悠远
7月16日，为缅怀与人民出版社有半个多世纪书缘的著名作者，人民出版社为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杰出学者举行了追思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杜继文提到，任继愈最后有三年多的时间做两件事，一是《中华大藏经》续编，共有两亿六千万字；二是要建立中国无神论学科。任先生最后一个单位最后一封信，基本上是为科学无神论的发展做努力。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任超表示，早在季羡林、任继愈两位老先生尚年轻的时候，就与人民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都把自己感到最成熟、最重要的著作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藉以为豪。“季羡林先生早期的学术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于1957年被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选中时，季先生年仅46岁。”后来人民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季羡林先生的《老猫》、《季羡林名篇佳作》、《留德十年》和其他学者编著的关于他的一些作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张小平介绍说，另外人民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由季羡林担当顾问的“中印文化交流丛书”，并拟出版《季羡林与印度学》。任继愈先生与人民出版社的合作始于《中国哲学史》（四册），各册分别于1963年、1964年、1969年出版第一版，后又于2003年出版修订本，纳入“大学哲学丛书”，并获教育部高校教材一等奖。此后，人民出版社又于1973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简编》，1983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展史》四卷，1994年又出版了《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此书后纳入“哲学史家文库”于1998年出版。由任继愈主编的这些哲学著作，近50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为新中国的哲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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