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少学科和人才，出现断层，青黄不接；人文、社会领域的那些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大师难以再现；真正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名师，也不易寻觅。一面在呼唤和争创“世界一流”，一面却短缺名实相符的大师与名师，与海外对话、交流，不免相形见绌。这是当前众多大学里颇显尴尬的一道难题。相关部门有鉴于此，便布置“评选”任务。在名目繁多的“评选”活动中，又增添了“评选名师”一项。原定三年评选一次，后改为每年评选一次，并分“校级”、“市级”、“国家级”，逐级遴选，争相竞逐。积七、八年功夫，“名师”数量已相当可观，还将继续不断地评下去。这样评出的名师，不能说完全没有知名度和可信度，然而，与以往的名师相比较，却有显著的不同点：以往的名师是长期培育、实至名归、水到渠成的结果；如今的名师则要布置任务、分配名额、凑集材料、逐级选拔，有揠苗助长、主观拉拽之嫌。以往的名师多是学生爱戴，校内公认，并对社会有积极影响者，如今的名师却产生于狭窄的“申报”和“评选”的范围，学生多不知晓，社会并无反响。以往名师之“名”，是一种实际的声望，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体现，是教师本人学识素养和人格魅力发生的影响，并不涉及个人利害，更非本人所计较和追逐者；如今的名师却与各种奖励、报酬、待遇挂钩，因而容易成为某些单位或个人追逐的目标。某些申报和评选过程，往往缺乏严格的学术准则和民主程序，缺乏应有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学生本是“名师”的首要评鉴者，却常被忽视在外。有些申报者“当仁不让”，许多诚实谦让者不愿申报。这就难免出现弊端和偏颇。实际上，教师之“名”与未“名”，名师与非名师，都是相对的、变动的，但一经“评选”，列入名单，就反而划上一条界限，把它固定化了，并不真正有利于名师的成长和涌现。
蔡元培先生当年最重视学术自由的环境，最重视人的心灵、感情的陶冶。他在北大虽只开设过“美育”一课，但他融合中西教育思想，提出并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和一系列现代大学的理念。同时他吸引了众多英才，使他们聚拢在一起，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自由地发表学术见解，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并在学问与道德上要求培养一种完全的人格。这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几十年里人才涌现，名师辈出。蔡元培是我国现代最杰出的教育家，可说是名师中的名师。曾经任过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当他年方26岁，在美国尚未拿到博士文凭时，蔡先生签署的北大教授的聘书便已寄去。尽管胡适在政治上颇受争议，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作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与考证、以及新文学运动等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是无法否认的。蔡先生与胡先生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学生真正的良师益友。他们平时温文尔雅，平易近人，让人相处，如沐春风；在学生遇到危难时，他们极力援助与保护。如今有的教师平时对学生不闻不问，课堂上来去匆匆。这样的老师也有列入评选名单者，难道不令人惊奇么？
蔡先生和胡先生，都是在学术、文化的不同领域开辟新方向，开创一代新风的人物，同时他们又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他们从来不以师辈自居，更不会想到要评选名师和争当名师的。再说那位人称“汤菩萨”的汤用彤先生，他在大学从事教学和领导工作近40年。他兼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先后开出别人没有开过的课程，达十门之多。他于1938年出版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不仅填补了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研究的重大空白，而且成为权威性著作，后人难于超越。1943年，此书在学术界被评为哲学类中唯一的一等奖。文科方面获此殊荣的另两本著作是：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先生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三人都是儒林巨擘、学界大师。这项奖励是当时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是不少人求之难得的理想目标。这是汤先生长期潜心研究、勇于创新治学的结果，他本可以获得心安理得的欣慰。然而，这位一贯温良敦厚、不愿争辩的儒雅学者，闻此消息，却大为震怒，他愤愤不平地说：“我的书还要别人来评奖吗？！”这是一般人难于理解的态度。这里包含着汤先生对原创精神、学术品格的高度自信。在他看来，苦心探索，写此著作，是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不需要什么名利来干扰的，由别人来评奖，反而有损于学术的本义了。汤先生的这种严格、独特的学术品质，是值得我们认真对照和反思的。
名师怎样出现？一是要坚决继承和弘扬“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基本传统，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观点的独立研究与自由争鸣，尽力为学术繁荣、人才成长提供一种良性的学术环境，铺垫一条康庄大道；二是要培养和激励教师尽职于教学岗位的敬业精神，严谨治学、独立研究的学术品格，把精力和心血倾注在教学与研究上，倾注在学生的身上。有关部门和领导方面，能否多一些精神品位的提升和良性环境的开创，少一些行政手段的使用和外在“业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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