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学
经济学与真实世界之间最强有力的纽带是政治，而政治总是要权衡多方势力的利益的。因此，要评论一种经济学理论对实践政策的影响，或者说实践中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
虽然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不会改变，但具体的管理体制却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在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制度”从来就不曾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没有哪个政府会让自由市场放任自流，市场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即使是号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美国，也历来就不曾放弃过对自由市场的管制，差异仅仅在于，根据经济实际运行的时代要求，不同时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围和干预的程度是不同的。
对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西方国家拯救经济的政策，主流媒体通常以“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经济自由化的终结”、“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或“复兴”之类的语言来描述和评论之。这类描述和评论既存在对现实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简单化误解的成份，也有对凯恩斯主义误读的成份。因为这类评论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等同于凯恩斯主义，把凯恩斯主义视为“自由市场”的反对者，根本没有考虑到凯恩斯主义本身的发展；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凯恩斯主义式政策对金融危机的爆发所应负的责任。与此同时，在这类评论中，还把凯恩斯主义者所主张的暂时国有化措施等同于“社会主义化”，进而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误读为“姓资”与“姓社”之间的思想争论。
凯恩斯主义是基于“凯恩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统称，它本身就存在各种形态。
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和《通论》（1936）奠定了这种思想传统的基础。这种传统的核心思想在于：（1）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本诊断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补制度的这些缺陷，政府就必须终结“自由放任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核心包括两个部分：运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管理，使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运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严重不均等程度，以扩大有效需求。
由这种思想所引发的“凯恩斯革命”，诞生出“正统凯恩斯主义”。它以IS-LM模型来作为凯恩斯理论的规范表达方式，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统治着西方宏观经济学，并且对工业化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有着巨大的良好影响，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把“二战”后1950-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所享有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稳定化政策的直接结果。
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滞胀”问题，彻底暴露出“正统凯恩斯主义”的缺陷。加之，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在理论上的批判，到70年代，正统凯恩斯主义结束了它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然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由此死亡。在与货币主义、以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在烈火中获得新生，形成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NewKeynesianism），到90年代之后，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贡献是：第一、使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更加牢固，把各种价格和工资粘性的解释建立在个人理性行为的基础上。第二、论证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种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波动的影响。第三、细化总需求管理政策，把货币政策（只关注货币、利率等政策变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细化财政政策――把作为总需求政策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为总供给政策组成部分的税收激励等区别开来。
此外，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传统”的重点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统凯恩斯主义”，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它又分为“欧洲阵营”和“美国阵营”。前者比较重视凯恩斯所说的资本主义“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确定性、以及货币金融对经济体的影响和作用方面。要注意的是，后凯恩斯主义在其活跃的时期也处于学术边缘的地位，但对欧洲国家的实践有一定的影响。
经过长期的争论，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达到了某些共识，并共享主流的地位。这些共识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及其两个基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并且都坚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必须以法治为制度基础。（2）信奉自由市场具有一种内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机制。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1）新古典主义者认为，价格机制会随时实现这种有效率的均衡；新凯恩斯主义也相信在长期中自由市场经济倾向于充分就业均衡，但强调，要实现这种均衡，需要一个较长的调整过渡期。（2）新古典主义认为，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努力不仅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减少社会的福利；而新凯恩斯主义则坚持认为，这类政策对于降低经济的波动是必不可少的。
近年，已经有学者在讨论“一种新的综合”趋势问题，即上世纪90年代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之间的争论导致了宏观经济学家就如何最好地解释短期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用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被称为“新兴的新古典综合”。
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国近期的经济政策与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与真实世界之间最强有力的纽带是政治，而政治总是要权衡多方势力的利益的。因此，要评论一种经济学理论对实践政策的影响，或者说实践中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某种学术思想的体现，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就经济学说会影响到实际政策的意义上来说，究竟哪一种理论应对这次金融危机负责呢？这要从影响近20多年美国经济政策的思想谈起。
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多年中，美国经济的运行是相当稳定的。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种稳定状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宏观上的格林斯潘主义和微观上的里根主义。
但是，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的思想根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相互推脱责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党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干预市场运行，让本来买不起房的穷人也纷纷“有其房”，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再次证明“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这次危机标志着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里根主义”彻底破产，克鲁格曼教授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天，还就救市问题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嘲讽布什政府的“两个凡是”――“市场总是对的，政府总是错的”；斯蒂格里茨更是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的文章。
要对这种互相指责的状态作出实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须分析支配近20多年来美国政策的经济思想基础。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已经转换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并用的政策形态。
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宏观政策方面，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把美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归功于格林斯潘这位从1987年到2006年期间的美联储主席，正是他关于利率和货币供给的决策，使美国经济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失控。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尽到了职责，也符合凯恩斯主义如何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思想。
长期以来，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历届政府一直推行扩张性的财政赤字政策，大量发行国债。尤其是2000年之后，布什政府一直采用各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为配合扩张性的财政赤字政策，美联储也不断降低利息，导致美国长期利率始终处于低水平。确切地说，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美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为刺激总需求，美联储由加息周期转为减息周期，于2001年1月3日开始降息。加上为抵消“9・11”恐怖袭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到2003年6月，已经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调至1%，之后一直保持到2004年6月。这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
格林斯潘主义的这种长期低利率政策虽然使美国得以避免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但同时也造成各种投机性泡沫的形成：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和信贷消费泡沫。因此，至少从表面上看，在经济泡沫的培育过程之中，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种做法使得其理论立场也不甚清晰――人们笼统地用“新货币主义”来指称这种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体。其实，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本质。
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新凯恩斯主义怎么脱得了干系呢？
同样地，如果说“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那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脱不了干系。
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义”。这种“里根主义”的核心思想其实也就是新古典主义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经济自由化”。“小政府”要求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具体地说，是想尽量削减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其理由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无效率的，并没有让低收入人群受益，而且，社会福利会导致个人丧失积极的生活态度。“经济自由化”思想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应当尽量取消对市场行为的约束。在美国的实践中，这类政策集中表现为所谓的“放松管制”。
自那之后，长期以来，美国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在推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格林斯潘崇尚自由经济、完全信任华尔街、强烈支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成功地说服国会废除了大萧条时代的法律（这些法律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以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1999年美国颁布新银行法，进一步放松了金融管制，金融经营模式的“分业管理”被打破，“混业经营”大流行，形成了“裁定型金融运作模式”，即利用市场定价的扭曲，通过“低买高卖”，套取高额利益，展开“资金游戏”。2005年5月，面对质疑衍生品泛滥、要求美联储介入次贷监管的舆论，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坚决反对政府加强金融监管。
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国会就金融危机作证时，不得不承认当初“假设那些自利的银行等机构，有意愿也有能力保护其投资者、银行的资产以及银行的生存”而反对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做法存在“部分错误”，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在这种意义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然对危机负有理论和思想上的责任。
欧美的救市政策与凯恩斯主义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财政部和联储联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发行国债收购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将由于次贷危机而导致流动性和信用度出现严重降低的公司债务转化为流动性和信用程度高的国家信用债务，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其资金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稳定其信用等级，从而切断目前存在的金融企业债务危机的链式反应中的链条，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美国本轮的救市计划事实上是想通过斩断金融崩溃中的关键链条来达到阻止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做法，这是面对金融危机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这符合新凯恩斯主义债务型通货紧缩假说的精神。
这种救市方案已经超越了通常的总需求调控政策。从2007年9月开始到现在，美联储已经将利率从5.25%降到了1%。当金融陷入严重的危机时，单纯的货币政策因为遇到“流动性陷阱”而很难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欧美的救市政策是较为广泛的。例如，在美国，政府直接参与金融机构的重组，甚至对某些金融机构实行暂时的国有化；政府对接受注资的企业提出一系列的附加条件，强迫企业进行改革；财政部利用外汇平准基金，为所有公开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如果基金跌破面值，损失部分将得到全额偿付；政府还实施限制做空金融类股票的措施，以防止投机者危难时刻兴风作浪，等等。所有这些政策都属于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
凯恩斯革命本来就是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凯恩斯主义带有危机经济学或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性质。因此，这些国家的救市政策符合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是不足为奇的。
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所有这些做法是理所当然的。例如，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认为，“我们要以不惜一切代价扭转形势的精神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如果我们做得还不够，那就加大力度，改变方法，直到信贷开始流动，实体经济开始恢复”（克鲁格曼：2009，P178）。
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这次危机也遇到了“流动性陷阱”：利率几乎降至零，经济仍然低迷不振。之所以会陷入“流动性陷阱”，主要原因在于金融体系的财务状态不佳。其结果，必然导致有效需求的崩溃。虽然当前危机的具体原因不同于30年代大萧条，但新凯恩斯主义的标准治疗方案是相同的，那就是扩大政府开支和充实银行实力。中央银行虽然可以利用降低利率的方法治疗通常的衰退，但面对“流动性陷阱”，却必需改变货币政策的处方：制造温和的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预期会降低人们存钱的意愿，从而将一个经济体拉出流动性陷阱”（克鲁格曼：2009，P63）。
因此，对于应对这场危机，克鲁格曼提出的具体方案是：首要而紧迫的任务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瘫痪，而要实现这一点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资金，注入资金的系统应该包括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系统。如果注入资金效果不显著，可以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的暂时国有化。其次，即使信贷市场复苏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威胁仍然存在，必须采取“素来高效的老药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最后，在经济呈现出恢复之势，则必须转向预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体系，以防止危机再次爆发。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格曼所提出的金融体系国有化只是暂时性措施，“一旦形势转危为安，就必须立即对金融体系实施再私有化”。这也表现了克鲁格曼与凯恩斯传统的一致观点――政府干预仍然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制度之上的调整。
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救市政策方案”，开启的是危机管理机制。或者说，欧美的救市政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应急政策。亨利・鲍尔森，这位布什政府的第三任财长，曾经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崇拜者，面对华尔街出现的严重危机，也被迫转变立场，采取直接干预市场的政策。
对这类救市政策的应急性质，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克曼格鲁也说得很直白：“我的猜测是，这场改变金融机构资本结构的行动最终必须扩大规模，覆盖更多的领域，而且政府最终必须果断地控制金融机构的股份，也就是说，差不多就是对金融体系的相当一部分实施全面的暂时国有化。我声明一下，这不是远期目标，也不是要让政府控制经济命脉。一旦形势转危为安，就必须立即对金融体系实施再私有化。”（2009：P176）
即使是如此，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忧心重重，甚至提出质询。例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就反对美国政府的巨额救市方案，担心“这种刺激经济的权宜之计有可能让政治议程取代商业判断”，甚至于让保守论乘机抬头。他们认为，当前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方式存在三个基本缺陷：对问题过于宽泛的诊断、有关市场失败能够通过政府的解决方案轻松克服的错误看法，以及未能关注当前各项行动的长期代价。他们认为，“政府的各种反应已展示出这样一种危险，即意在帮助的干预行为，可能反而会加剧问题。即便我们有颇为合格的政策制定者，但自2007年8月以来，我们仍从错误走向错误。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多项政策，都违反了‘不造成伤害’原则。美国财政部在金融市场上的干预，增添了不确定性，还迟滞了市场反应，而此类反应会有助于稳定系统，并调整其资本结构。政府推翻了合同，回报了当初决策不当、推动造成眼下烂摊子的许多人。美国财政部行动的结果之一是，我们面临更多扭曲的决策，因为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所有权意味着，在这些企业的经营中，有可能让政治议程取代商业判断。尽管这样的戏剧性措施也许能用作权宜之计，但它们很可能具有严重的负面后果”。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更倾向于延长问题。这种观点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反应。
对此，大部分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表示部分同意。正是考虑到经济学界的这类批评意见，使得欧美政府在实施救市政策方案的同时也在考虑适时退出的问题。
事实上，欧美国家的政府也是这样做的。例如，2009年6月9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允许10家大型金融机构回购政府因注资所持有的优先股，提前归还总额约为68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资金。这占到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注资总额的30%以上。此前，美国财政部已经允许22家小型社区银行归还总计2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与此同时，英国莱斯银行表示，将偿还英国政府25.6亿英镑的债务，成为欧洲第一个提前部分偿还政府紧急救助资金的银行。
基本的结论
“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对欧美政府政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在不同时代，凯恩斯主义的形态是不同的。
“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永久性政策影响就是总需求管理政策建议的提出。只要是这类政策，就必然带有凯恩斯主义的性质。在上世纪50-60年代，统治西方社会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是“正统凯恩斯主义”。而在80年代以来，在宏观政策的影响方面，是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主；在微观政策方面，更多的却是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
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维护自由市场制度，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在如何维护自由市场制度的政策方案的不同。
欧美的“救市政策方案”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应急之策，并不会改变其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对它们未来的政策取向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模式”的争论。在充斥于某些主流媒体的文章中，似乎出现一种主张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认为，美国不得不干预经济，甚至于采取某些“国有化”政策，也在搞“社会主义”。这完全是概念的混淆，把政府救市行动等同于“国有化”，进而等同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误解。
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私有制（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仅是它们的经济制度的核心，也是其政治制度的核心。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是不会因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改变的。这是它们的经济宪法的基本内容。且不说美国这个以自由市场为立国基础的最典型国家，即使是号称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德国，两德统一时签署的有关国家条约第1条第3款对经济制度的核心基础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财产私有制、效能竞争、自由定价，原则上劳动力、资本和服务的完全自由流动”。
虽然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不会改变，但具体的管理体制却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在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制度”从来就不曾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没有哪个政府会让自由市场放任自流，市场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即使是号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美国，也历来就不曾放弃过对自由市场的管制，差异仅仅在于，根据经济实际运行的时代要求，不同时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围和干预的程度是不同的。
在正常的状态中，虽然英美等国的经济中始终存在国有经济的成份，但主要限于基础设施领域，而且，其目的也是为私人经济部门提供支撑。特别地，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都依赖于主要置于市场之外的制度，例如失业救济金、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门资助的学校教育和医疗制度。在它们的经济取得真正的成就的年代，所谓“自由市场制度”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表现，是与这些制度提供的基础直接相联的。
至于历次重大的危机时期，西方国家都会采取一些类似“国有化”的措施，接管那些面临破产的重要企业，并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生活。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打算“无限期地直接管理经济”。一旦渡过危机，它们又会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应急的管制措施。
这次金融危机不可能让包括新凯恩斯主义者在内的经济学家放弃对自由市场的信任。但是，它一方面会使凯恩斯主义者更谨慎地审视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会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怀疑程度降低。因此，此次金融危机给凯恩斯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强化其学术地位，并加快这两种“主义”走向“新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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