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5年，一部“声势浩大”（茅盾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问世。当年5月，随着《小说一集》出版，第一炮打响，7月，又是两种问世；8月出版三种；最后一种《史料・索引》遇见麻烦，可也于次年（1936
这部不仅当时产生极大反响，几十年后又重新影印精装出版的《大系》，是由一位刚从大学毕业两三年，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主编成功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出版家的赵家璧。这部《文学大系》，分建设理论，文学论争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七部分。其中小说分三集，散文分二集，其余各一集，总共十集。这十集的分卷主编皆为当时重要的文化名人，例如胡适、鲁迅、郑振铎、茅盾、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除去分卷主编人为每集写一长篇导言（要求2万字），还请德高望重的蔡元培撰一总序。难怪后来茅盾称此项工程“声势浩大”。
这部《大系》的分集主编人，几乎全是当时的不二之选。（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亦在被邀之列，主编诗歌卷。他本人亦同意参与，可后因政府当局反对，不得已放弃）以文学观念论，这些分卷主编人又并非一致。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大系》主持者赵家璧是超越了当时以派分别限界的，这充分保障了此部大书的涵盖面和质量，确属难能。可是，在分卷主编人的选择上，又并非完全没有异议。譬如当时在左派文学人士看去有些偏右的胡适，思想有所“退坡”的周作人……但在完成主编任务中，这些人同样全力以赴，表现出别具的胸怀和眼光，例如选编散文的周作人，就与另一位编选者郁达夫，进行了一次良好的分工合作。
2
据《大系》主编者赵家璧回忆，当时找散文集编选者时，他曾与郑伯奇、郑振铎、阿英、施蛰存等个别交换了意见。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郁达夫，这没有问题；另一位，赵家璧最初拟请的，是周作人，这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论当时的散文成绩，周作人当然是合适人选，可在左翼作家眼里，他的思想有些“退坡”，不甚“激进”了，因而表示反对。赵家璧在征求茅盾意见时，茅盾却认为，“大系”既请了胡适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选，散文集请周作人编选一卷也无不可。茅盾还认为：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嘛。赵家璧一听，正中下怀，当即决定请周作人、郁达夫各负责分别编选一集散文，并进一步建议，可否以地区划分来选：周作人久居北方，请他选北方的散文家；郁达夫多在南方各地跑，可请他选南方的散文家。茅盾以一个行家的角度说，小说以团体分，较为合情理；散文的分工较难，将来最好由郁、周两位自己去商议吧。应当说，对于两位有个性、有见解的散文大家，茅盾的建议是恰当的。
赵家璧与郁达夫较为熟悉，所以较早去函杭州，约定下来。周作人当时在北平，赵家璧便先写信给友人郑振铎，一方面征求他的意见，另一方面想请他就近帮助约请周作人。不久，接到郑振铎的函，表示周作人已同意参与。赵家璧便自己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感谢周作人能参加《大系》编选工作，同时将两份约稿合同一并寄给郑振铎，请他转交周作人。
不久，周作人给赵家璧回复一函，对《大系》的编选思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从郑先生转来合同，今仍将一份寄奉，乞察收。大系规定至民十五年止，未免于编选稍为难，鄙意恐亦未能十分严格耳。有许多材料不能找到，将来尚须请尊处帮助。”
周作人的这些想法，与另一位散文编选者郁达夫不谋而合。在《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郁达夫这样说：“原定体例，是只选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的作品。但被选的诸家，大抵还是现在正在写作的现代作家（除两位已故者外），思想与文章，同科学实验不同，截去了尾巴，有时候前半截要分析不清的。对这问题，我和周先生所抱的，是同一个意见，所以明知有背体例，但一九二七以后的作品，也择优选了一点，以便考证。”这也是后来他们两人所选散文略略逸出《大系》规定时限范围的缘由。
3
周作人、郁达夫承担的散文任务，究竟如何选择，两人是颇费了一些脑筋的。最初，他们想以文学团体来分。例如郁达夫曾是创造社成员，对这批人的创造比较了解，他就承担这一部分；周作人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与语丝社同仁也相当熟悉，由他来编选这部分作家，就显得十分自然。可后来经过思考，自己选自己的作品，难免不易割爱；同理，对亲近友人作品，也难保不怀偏见。
当时，周作人在北平，郁达夫居住杭州，不能面谈，只好信函往来相商。以文学团体分别编选的思路，他们在通信中最终否定了。理由如上。后来郁达夫又想出一条路子：能否依当时的流派为标准，即“言志派”与“载道派”。这一点，后来两人又否定了。周作人对此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我看文艺的段落，并不以主义与党派的盛衰为唯一的依据，只看文人的态度，这是夹杂宗教气的主张载道呢，还是纯艺术的主张载道呢，以此来决定文学的转变。现在还是混乱时期，这也还难说，因为各自在那里打转身，似乎都很少真有明确态度。”
郁达夫于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谈到了这一个派别问题，我们又各自起了怀疑。原来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学批评家们）替加上去的名目，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那么的。况且就是在一人一派之中，文字也时有变化，虽则说朝秦暮楚，跨党骑墙等现象是不会有，可是一个人的思想、文章、感触之类，决没有十年如一日，固守而不变的道理。还有言志和载道的类别，也颇不容易断定，这两名词含义的模糊，正如客观和主观等抽象名词一样的难以捉摸。古人说：‘文以载道’，原是不错，但‘盍各言尔志’的志，‘诗言志’的志，又何尝不一样的是‘道’？‘道其道，非吾之所谓道’，那这一位先生所说的话，究竟是当它作‘志’呢还是作‘道’？”
最终，两人商定，以人为标准，分别取舍。这方法应当是周作人提出来的。他曾在后来回忆这段经过时写了这样的句子：“我还记得有一次，良友图书公司发起‘中国新文学大系’，集刊五四以来十年间的成绩，叫我和达夫编辑散文部分，那时我与达夫通过好几回信接洽分配人选的问题，由我择取若干人为散文集一，余下的凡是我所不熟悉或是不便选择的人，全归他去编选，我的这种‘任性’的办法居然为他所接受，这在我是觉得非常愉快而且应当感谢才是的。”（《郁达夫的书简》）
4
具体人选如何分配，郁达夫有致周作人一函，谈得很详细，并有幸保存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当时的情形：
“启明先生：一月十三日的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截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赵家璧又有信来，新提意见却并不妙，所以又去信复他，告以已决定的标准了。在这信中，再加上几个名字罢，以后你有所见请通知我，我有所见，当通知你。”
由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两人分列的名单，大致如次：
周作人选：郁达夫、徐志摩、庆言、俞平伯、郭沫若、刘半农。此外，郁达夫还据自己的阅读，认为还应当加上：徐祖正（及《骆驼草》时的散文），江绍原（及除林语堂、鲁迅外之《语丝》散文），另有几人，郁达夫均打了问号，大概是征询可否入列。他们是：钱玄同、李守常、顾颉刚；其他还列有：春苔、庐隐、沈从文、绿漪、凌叔华、高一涵；还在括号中注了“浅草社同人”。
郁达夫自己所选：周作人、冰心、鲁迅、朱自清、叶绍钧、林语堂；并以为还应当加上：川岛、创造社除郭沫若外其他人的散文、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谢冰莹、许钦文、冯沅君、丁玲，还有湖畔诗人等……浅草社同人，郁达夫列了陈炜谟和陈翔鹤两位；湖畔诗人，郁达夫列有冯雪峰、修人、汪静之三人。
如何这样分配呢？郁达夫后来曾谈及：“譬如我选周先生的散文，周先生选我的东西，著手比较得简单，而材料又不至于冲突。于是就和周先生商定，凡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茅盾几家，归我来选，其他的则归之于周先生。”
对于郁达夫提到的那份名单，周作人自己又有所取舍。添加了几人，又减了几人，并在排序上，有所安排。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认识上：
一、有四位已故的人，即徐志摩，刘半农，刘大白，梁遇春，他们都列在卷首。所选文章也不以1926年为限，周作人称这是一个例外。这当然包含有对逝者尊重和纪念的意味。
二、加入一位吴稚晖。（周作人特意加注，活人也一律称名，不加“先生”）因为他虽“实在是文学革命以前的人物，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妙文凡读去的人是谁也不会忘记的。他的这一种特别的说话法与作文法可惜至今竟无传人，真令人有广陵散之感。”为引发人注意这“奇文”起见，特别选录了两篇以示尊重。
三、因“大系”标明为散文，议论文照例不选入。所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人的作品便没有入编。可顾颉刚的一篇《古史辨序》却格外开恩选录，“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自叙”。
四、“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基于这样的认识，周作人便从小说《桥》里选取了六则入集。
五、有些人当收未收，如梁实秋，沈从文，谢六逸，章克标，赵景深等，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著作都在1926年之后，所以只好割爱。
……
在此期间，主编赵家璧还曾去快信向周作人询问有关情况，周作人复了一函，从中也可见大致情形：“快信敬悉。散文分选前西谛（即郑振铎）亦有以性质区分之说，但事实上甚不容易。达夫来信拟以人分，庶几可行，已复信商定人选矣。”当然，这样地分配，包含了两位大家对散文的见解。周作人曾在“编选感言”里这样表达过：“对于小说、戏剧、诗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坏似乎知道一点，不妨试一下子。选择的标准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为）能代表作者的作风的，不问长短都要。我并不是一定喜欢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
5
最终，周作人与郁达夫编选的集子完成了，可从实际的选择结果看，两人又都在其中表现了自己的鲜明个性。譬如，周作人的《散文一集》，实际选入了徐志摩、刘大白、刘半农、梁遇春、郁达夫、郭沫若、俞平伯、废名等17家，共71篇；每人至多8篇，少的仅1、2篇。郁达夫的《散文二集》，共选16家，文131篇。其中冰心，林语堂、丰子恺、川岛、朱自清、郑振铎、叶绍钧、茅盾等，每人多则5、6篇，少的仅1篇；可是，鲁迅却选入24篇，周作人更惊人，选了56篇。对周氏兄弟散文的喜爱，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按照《大系》主编者的要求，每集前面应有编选者二万字的长文介绍。周作人与郁达夫也都勉力做了。字数也许不足，可篇幅在他们文章中，却算是很长的。周作人如他中期其他文字一样，大量引述他人，尤其自己先前对散文的各种零星看法，算是把自己对散文的见解规整了一下。郁达夫的“导言”，则从散文的“名”、“外形”、“内容”，以及“现代的散文”几方面，阐述了自己对散文的见解。其中，他对所选作家的“妄评一二”，却写得很有意思，对自己格外大选特选的鲁迅、周作人，予以了评点。说得很精彩，值得略加引述：
“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于古雅遒劲的一途了。”
郁达夫比较两人的文字风味：“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由思想引致态度：“他们的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热爱人类，有志改革社会，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张的手段，却又各不相同。鲁迅是一味急进，宁为玉碎的，周作人则酷爱和平，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
“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是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在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周作人的理智既经发达，又时时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卖智与炫学的，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
郁达夫甚至这样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是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虽然，郁达夫对其他如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朱自清、王统照、叶绍钧、茅盾等人的点评，也颇多确当见解和精妙文字，堪称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家风格谈。结语
《中国新文学大系》，从开编到出齐，不过一年多一点时间（本来可以一年内出齐，因阿英父亲出事，略有耽误，他负责的一册延至次年2月出版）。之后，虽然主编者赵家璧还颇有野心，想接续再编下去，可惜，日本人的入侵，使得良友图书公司损失惨重，随即宣告破产，后几经努力，仍无结果。这样一项有绝大价值的工程，便由此停顿下去。所幸的是，留下了这部由当时文坛各领域领军人物编选的十大卷集子，为新文学最初十年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和实绩，仅此功劳，亦堪称卓绝。其中编选者通力合作，也展示了各自风采。仅从周作人与郁达夫编选散文过程的分工合作，亦可看出他们对文学事业的虔诚和别具的眼光。这部“大系”，数十年后重新精印再版，显现了其长久的价值。所以，记录其中两位学人的通力合作，一窥当时人的精神风貌，由文至人，我们对这部“大系”的领会，也许就能更为全面，更为丰富，对其中的特别价值，应当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