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对文化的限定。每当时代赋予文化以新的历史任务时，用来言说文化的语言形式，就成为检视与争议的重要对象，首先被推到讨论的前台。在“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的五四时期，“白话文运
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是以反省和检讨为开端的。反省与检讨的对象，是上个百年的中国哲学研究。2001年9月，德里达在其中国之旅中，与100多年前的黑格尔遥相呼应，提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一事件尽管在之后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中不断被提起，但充其量不过是导火索之一；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学者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不满与不安，才是不断蓄积的火药库。火药库的蓄积与爆发，以全球化语境为背景，以重建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与主体意识为诉求，以哲学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为极端表现形式。哲学思考与哲学表达必须凭借语言和概念，无论是确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还是向世界推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言说”方式，都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对于“合法性”的种种反思，又主要集中到了对近百年来哲学话语体系的批判上。
早在1986年，张汝伦就曾系统阐述了不同文化间概念、术语的“不可通约性”，即不同的理论尽管可以使用一些相同的概念和术语，但这些概念和术语在不同的理论中各有其不同的意义，而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哲学，恰恰主要采用了西方哲学观念与话语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分析、论述，因此，除了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的时代要求对中国哲学已有的言说方式提出质疑，在学理上，当概念“不可通约性”的困境，遇到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思考，这种被称作“以西释中”、“反向格义”，或者“汉话胡（西）说”的言说方式，也不得不作为审察与批判的对象，进入学界的视域并成为话题焦点。在此意义上，《文史哲》杂志以“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为主题举办的学术会议，可谓来得正是时候。
中国哲学“言说”的目的，既在于自身理论的发展，也在于与世界哲学进行对话，着眼点、着重点及学术背景的差异，使与会学者在评价“汉语胡说”、“以西释中”的哲学话语时发生了争议，问题可以概括为：百年来引进西方概念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究竟是灾难性的破坏，还是建设性的发展？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两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于概念的模糊性有着不同的宽容度，对于哲学研究也有着不同的关注点。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如《论语》中的“仁”、《庄子》中的“道”等，都有着某种程度的模糊性，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模糊性或许恰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这一背景再加上对哲学史“接着讲”的向往与推崇，中哲背景的学者往往对于“以西释中”的既存历史表现出乐观的态度。西哲背景的学者则更强调概念的明晰性，对于概念的模糊性较少同情，而对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对话的高度重视，又使他们不得不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概念差异辨别得更严格，对因使用陌生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对应、定义中国哲学观念、术语（所谓“反向格义”）所造成的误解表现出更多警惕，于是西哲背景下的学者，对于“以西释中”的既有历史往往持较严苛的批判，对学术现状显现出或多或少的悲观。
中哲背景的曾振宇（山东大学）以严复采用西方逻辑手段对中国古代的“气”所进行的诠释为例，说明“汉话胡说”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概念来说，既是重构，又因为要用西方清楚的逻辑手段和明晰的概念方式界定传统的“气”概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传统意义的迷失和古典“气”论的终结。王中江（清华大学）则以严复“天”论为例，说明“中学”的“西化”是一个用西方概念理解中国哲学和用中国概念解释西方哲学的双向过程，是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王中江还提出，概念的还原应该有一个限度，就儒学这个概念来说，如果说还原，那么是还原到宋明理学的儒学？还是还原到董仲舒时被神学化了的儒学？还是还原到孔子时代的儒学？对于西方概念也可以大胆使用，当代中国哲学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化约论阶段。而西哲背景的张汝伦则立即反驳：哪有那么容易就超越？对于西方概念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他坚持“察异”基础上的会通与融摄，对学界不考虑西方概念的传统与理论背景而加以“附会”与使用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关于哲学史与哲学的纠纷，丁冠之（山东大学）指出，书写哲学史，前提是把中国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概念的含义弄清楚。以严复的“天”为例，应说明这究竟是中国哲学的“天”，西方哲学的“天”，还是严复自己的“天”。没有弄清楚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脉络与西方哲学概念的文化背景，就贸然使用这些概念，“只会造成一团浆糊，两个不明白”。张汝伦立即回应：“这是双重的危险。”
显然，关注点的不同，使争论的双方并没有站在完全相同的问题平台上。然而，这场争论毕竟揭示出了西方哲学对于逻辑、概念明晰性的要求，与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的模糊性之间的矛盾；而如何解决这一冲突，正是今天打通中哲、西哲、马哲的一个难点，是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实现范式转换的重要关口。另一方面，争论固然可以揭示关键问题，最终却需要合作并从具体问题入手，才可以解决实际困难，或许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张汝伦在会议当天下午，提出要“多谈些具体问题”。
抛下歧议，与会学者所达成的共识，也一定程度地勾勒出今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努力方向。尽管在“汉话胡说”、“以西释中”的话语范式中，中国古代哲学不得不削足适履甚至被肢解扭曲，与会专家却一致认同，完全回到“汉话汉说”的时代，也是不可能的。正如陈来（北京大学）所指出：中国哲学不可能脱离中国哲学界目前已有的话语环境，返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生状态”，而是应该“在继承中国百年哲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髓”。他认为，中国“百年哲学发展”已包括了“以西释中”的言说方式，同时又强调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正是中国哲学未来发展中最现实、也最理想的道路。当然，具体如何做到这一点，是一项艰巨而又可能歧路丛生的工作。
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加大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在世界学坛上的话语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学者应抓住这一机遇，广泛参与世界哲学的对话，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而在经历了“失语”焦虑与“合法性”反思之后，如何“言说”文化中国的建设性理论思考，与采取多元方法来“言说”文化中国的实践活动，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文、史、哲等人文社科领域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