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花》这本小说的标题很有些项庄舞剑的意思。虽然校花的品类写的很齐全，但主要说的还是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斯文如何灭绝的故事。
清华的一位教授在一次讲座上推测说，如果孔子生活在眼下，有句话还是和两千年前一样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这两年又是J教授要跨界“作畜牲”，又是行将退休的M
孔子用“文”来称呼君子节制自己的优雅规范，用“质”来称呼人本身真率素朴之材。
眼下，最怵目惊心的是“质”坏了，好像一种神秘的瘟疫在学界传染，时不时就会跳出几个极端变质的学者，震惊视听，暗示这流毒危害之剧烈。
这神秘的瘟疫是什么呢？《校花》里给出的解释就是由于曾经的极度匮乏造成的对利益的极度偏执。“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知识本身’的价值已经被量化为货币价值了。”小说还原了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境地。从文革时期的共同贫穷剧烈转身，最先富裕的往往是那些文化底层的人，剧烈的反差和匮乏的物质让知识分子受到了双重的伤害。任何一个时代的失误都会造成相应的恶果，那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心灵和尊严上的创伤，使他们对“利益”产生了一种终生过敏式的反应。就像小说里，后来发迹的蒋承龙全世界乐此不疲地买豪宅，因为他被当年恶劣的住宿条件吓怕了，恐惧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暗伤。
看到小说和现实里种种文人无行的丑态，背后不过就是一个“利”字。孔子不是从来不提利益，只是很少提，“君子罕言利”，因为在“利”字面前，那分寸太难把握了。
财富决定社会地位，反过来有了社会地位也就有了财富。这对文人尤其是这样的。所以一上了百家讲坛，再去别的地方讲学，那就要谈谈“出场费”的问题了。所以即便是知识分子，也很难逃脱将其价值折合成货币的衡量机制。所谓靠山吃山，学者用学术资源谋取私利就毫不奇怪了。而且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也给这种牟利提供了条件。
当知识分子的“质”已经变了的时候，“文”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不过，很多时候“文”留着也有种种妙用。就像《校花》里“梅塘晚会”那一段很像一场学者之间相互晒短的闹剧，本来还听琴、诵诗、熏香、观舞，这一切都“文”的那么丝丝入扣。可是因为拆迁的事情，顷刻间，撕破了脸皮，抖出了诸如校方基建拿回扣，方教授为了日元而歪曲事实，等等，风雅的沙龙立刻变成了精神群殴的斗兽场。或许，倒是被公认为学痞的谈建功说的直接，这些人其实就是抹着粉墨来开堂会的。只要一走出红袖家的院子，立刻现出原形：都是一些有知识的粗人。
这种堂会在小说里因为红袖的死而鸟兽散，但在现实里活力无穷。就像时下各种文化研修班、国学班什么的，左耳朵听听四书五经，右耳朵听听同班的生意经，既濡染了斯文，又撮合了几宗项目。
“文”的另一个妙用还更曲折些。就像小说里素负心机的钱少廉总是能用伎俩让人觉得他很“文”一样，因为文也是很能忽悠人的。现实里，诸如Q教授在大讲《三字经》前，忽然要给老师行跪拜礼，这就很“文”。更“文”的还有，海内外的一大帮学者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去祭孔、祭老子、祭黄帝……
鲁迅说，看似革命风起云涌的地方其实并没有革命。同样看似斯文灿烂的地方其实也没有斯文。但这不妨碍我们周围充斥着国学、传统、文化、大师，因为国学和传统与其说是一种学问，倒不如说是一种产业，至少正在被制造成一种产业；而“大师”之所以被人辞让了多次但还是被弟子们不断扣上，是因为你不做“大师”，学生们就做不成“少师”，做不成少师，混饭的难度就提高了。
所以，“斯文”在目前而言，就像是知识界的一个扫把，龌龊的东西经这么一扫，全转移到“斯文”上了。我的互学正好为“斯文”想了一个谐音：sweep，既声音仿佛，又保留了扫把的功能，实在是妙。
《校花》，未名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15.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