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教授给季老拜寿
我是悲伤的，然而也是幸福的。
就在7月20日，到八宝山和季老做了最后告别之后第二天早上，在办公室的桌上得到了刚刚出版的
翻开《全集》的总目，看到整个集子的脉络：以散文、日记、回忆录和杂文（1-8卷）开始，然后才是专著和译著。这使我欣慰，我想也会是其他众多一般读者（可能学术专家也不例外）所喜爱的――先以一个有血有肉、爱憎分明、有欢乐和眼泪、有决断和踌躇的普通人来接近季老。
《全集》第一卷有《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和《蓝南集》4个部分。每集诸文基本上以编年为序。
说来惭愧，季老的众多学术著作，除掉有关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个别篇章曾因工作和兴趣的需要读过一点之外，其他对我来说均属“天书”。主要还是季老在十年浩劫之后陆续出版的散文和回忆录等成了我力所能及的读物。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季老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所写的众多散文，这次是第一次接触。
《全集》第一卷《因梦集》开篇是季老在85年写的短篇《自序》，他说早在1935年（当时季老年方廿四）就曾应师友之约想把当年已写就的散文收集出版，因准备赴德事宜未果。但当时就已想好《因梦集》这个名字。事隔50年，今天又想起此事，“至于《因梦集》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现在有点说不清楚了……但我却喜欢这两个字，索性就把现在编在一起的解放前写的散文名为《因梦集》。让我五十年前的旧梦，现在能继续下去吧……”
说心里话，还没有完全看过这集子中的文章，但我却也极为喜爱“因梦”这二字。集子中的14篇散文，有“黄昏”、“回忆”、“寂寞”、“老人”、“夜来香开花的时候”、“去故国”、“寻梦”等。我按照自己已经下定的要将《全集》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看完的决心，（唯愿到了“罗摩衍那”这样的专著时还能不爽此约），从《因梦集》的《自序》开始，得到书的当晚就读到次晨两点钟，只因当天还要参加8：30的会而勉强将书合起。
《因梦集》的第4篇是《回忆》。季老开篇说：“回忆很不好说，究竟什么才算是回忆呢？我们时时刻刻沿了人生的路向前走着，时时刻刻有东西映入我们的眼里。――即如现在吧，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清浅的水在水仙花盆里反射的冷光，漫在水里的石子的晕红和翠绿，茶杯里残茶在软柔的灯光下照出的几点金星。但是，一转眼，眼前的这一切，早跳入我的意想里，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再看起来，想起来，说起来的话，就算是我的回忆了。”
我是倚在枕上、把书捧在膝头上读的。读到这里，我把书合上（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要合书、也许仍捧着书，我“回忆”不起来了）。眼前浮现出多少年来我有幸与季老在一起、或不在一起而“神交”的时光。
首先映入眼帘或脑际的，是季老在见面聊天中几次提到的故居院里的那棵枣树。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05年秋，我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去给济南和泰安的英语老师们作外语教学法的报告。接待的同志们给了我不少土特产，并问我有什么旅游要求。我说泰山上去过两次了，能不能去一个穷困地区小学看看。他们说：“行。去哪里？”我必须坦白，这时我才“暴露”出我的“私心杂念”：“听说聊城有小学开英语课的。能不能顺道安排我去看一看季老的故居？”主人欣然应允。那是他们的骄傲啊！
第二天，主人告诉我，已经与聊城方面联系好，在泰安讲过课后，下午就出发去聊城。住在聊城大学招待所。
那所小学，的确值得一看。由于是城乡结合部，条件较好，而学生们则绝大多数仍是农家孩子，穿着虽然简朴但整洁，女娃娃们还扎着红头带，十分可爱。英语老师水平不错，可能知道了我的来意，上课时还专门提到季老，孩子们都称为GrandpaJi。我告诉他们，我要去拜访季爷爷的老家，孩子们鼓掌，小脸上流露出幸福。
下午，先去了季羡林先生资料馆，受到担任馆长的季老的侄子的欢迎。一片平房，几个展览厅，有少数实物，主要是图片。我注意到，有关季老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照片是到上世纪末为止的。于是我答应季老侄子回北京后设法为资料馆收集近期季老的生活照片。（先提一下后话：我回京后，到新华社要了一张当年温总理去给季老祝寿时报上发表的相片，给资料馆寄去了。）
从资料馆出来，驱车离开市井，穿过几道弯的乡间小马路，路旁不时看到片片枣林，主人告我，刚过收枣的季节。不久，车开到一小片林间空地，主人说车开不过去了，要步行一小段才能到季老的故居。我们穿过林间的一条小路，见到右手边有一片干枯的大坑，有半个篮球场大小，里面生着杂草，也有几棵小树。我忽然想起季老在《我的童年》一文中的一段记载：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年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我问陪同的村干部这水坑是不是有过水，他说十多年前还曾有水，后来干了。到下大雨后，就会积下一塘水。我在干水坑边站了下来，想像着当年一个孩子赤身裸体站在水中间啃着贴面饼子的模样。倘若站在我身后的那位村干部看见我忍俊不禁的样子，是不会明白怎么回事的。
转眼来到了一片较空旷的地方，看到离此不远的两块一面涂黑的石碑，一块写着“祖父祖母之墓”，另一块是“父亲母亲之墓”，下款都是“季羡林”。免去了“孙”、“子”字样，使我也从小处看到季老的纯朴。我在两块墓碑前都默立片刻。
又走了几十步，就见到一个土大门，主人说，这就是当年季老出生的家。我记不清门的朝向了。只觉得迈步进门时不禁有一种肃然之感。进得门来，是一片土院落，转眼朝右一看，就是我心中似乎是很熟悉的那棵枣树了（当然其实是初次见面）。
当时住在院里的一位季老远房侄媳告诉我，树后面这一排房子，原来是土房，几年前翻修过，变成砖房了。右手数过来第二间，就是季老出生之处。也是季老终身悔恨没有好好侍候一天的母亲后来住的房子。
我看到那棵枣树上还有不少没有摘尽的枣，而且枝叶茂盛，就向房主人提出能不能折一枝还挂着枣的树枝带回北京去送给季老。房主人当然立刻应允，而且折下两枝来。我数了数，共挂着九颗枣子。我觉得这是个吉祥的数字，想到几天后我到季老病房里给他送去时他会多么开心。同行的一位县里女同志拿出包里一张报纸，仔细地把两枝枣包起来，代我拿着。这里顺便说说，我将离开县里回济南时，季老的侄子，也就是资料馆长，给我放到车上长长的两大网兜大红枣，还有几大盒花生米，说都是季老爱吃的，托我转交。但说其中一半是送给我的。我要老实说，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把枣和花生米的各四分之三送到301医院季老面前。当然，更要紧的是那两枝共9粒的红鲜枣。（我头天回到北京家里后立即把枣枝插在水瓶里让它不要干着。）
据我后来知道，季老把花生和枣都按惯例分给医院的大夫和护士同志们了。但他的老友兼秘书李玉洁给季老留下了一些最红的枣，吃了好多天。……
昨天夜晚，我还“回忆”起了什么？
我回忆起了自2001年北京取得28届奥运主办权之后的8年中，北京市和奥组委为此所做的准备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在市府领导下成立“北京市民讲外语工程组委会”，为提高一般市民的外语（主要是英语）水平以便能更好地接待来京参与和观看奥运大会的外国朋友。在组委会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专家顾问团”，成员是全市与外语和外语教学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员（包括各外语院校、外语机构、外语媒体单位的老专家等）。为了提高这个专家顾问团的权威性，聘请了两位知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为名誉团长。一位是多年入籍我国的美国老朋友、著名新闻工作者爱泼斯坦先生，一位就是季老。当我到301医院向季老禀报市府领导这一愿望时，季老慨然应允，并说这是大事。说也惭愧，在季老人大常委、北大副校长、海内外学术泰斗等这样的地位和头衔之下，区区一个市民学外语工程专家顾问团名誉团长的名义，真是委曲了老人家。但这是我一个俗子凡夫的小人之心。季老很重视这个工作。每次去汇报时都要问起市民学外语的进展情况。不仅如此，季老还十分关心小、中、大学里的外语教育。2008年8月温家宝总理去医院给季老祝寿时，季老还专门向总理提起这个问题。
今天，专家顾问团两位名誉团长都先后离开了我们，而改善北京的语言环境、提高首都的国际化水平的工作，还任重道远，我们将向谁去寻求指引呢？！
昨天夜晚，我还“回忆”起了什么？
我的目光转到了书架上我近10年来所得到的季老写的书。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每次季老有新书出版，我都要打电话给李玉洁老师请她给我留一本，并在方便时请季老签好名。也有时，我是买好了书，送去请季老题赐。记得，有一本书，季老签好名后，玉洁老师拿出两颗小印给我盖上。并说，“这一颗印可是当年胡适先生亲自刻了送给季老的。季老保存的几十颗印，马上都要送给国家图书馆啦！我这回给你盖上，以后别人可就没这福份啦！”但有一次，我简直是到了胆大妄为的地步。一天，我的小儿子听说我要去看望季老，提出能否同去拜见老校长。我想到季老一贯对后辈学子的爱护，踌躇再三，就同意了。我告诉季老我们三个子女加上媳妇都是北大毕业生时，老人问长问短，十分高兴。万万没有想到，小儿子乘机取出他随身携带的一张红色北大信笺，请季老题字。我还没来得及说不可造次，季老已经高兴地请玉洁老师拿过笔来，稍加思索就在信笺上写下：
陈兵小同志：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季羡林 乙酉夏
如今，我是多么羡慕我的小儿子啊！
今天，季老离我们而去了。我想起，他在三年前所写的《九十五岁初度》中曾说：“有生必有死，是人类进化的规律，是一切生物的规律。是谁也违背不了的……我一不饮恨，二不吞声。我只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他又说：“我已经活了九十五年，无论如何也必须承认这是高龄。”又何况，季老去得安详、平静、没有受到痛楚。从这点说，我们应该感到安慰。
但是，我却又痛心地记得，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季老又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是政通人和海晏河清。可以歌颂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歌颂这些美好的事物，九十五年是不够的。因此，我希望活下去。岂止于此、相期以茶。”
想到这里，我只能感到抱恨终身了。
由谁来接过季老这支笔呢？
写到此，抬头见窗外曙光初露。我忽然回忆起季老在接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大会上的讲话：“未来是你们的。我希望看到……人才辈出，蒸蒸日上。”
陈琳
七月廿一日 黎明时光
后记：一次我去看季老，他正在伏案写稿。他似有歉意地说：我最不喜欢用电脑写东西。老要想一个字怎么拼音，就写不出文章来了。我很以与季老有此同感为荣。但只好给编辑们添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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