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边界

2009-08-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黄晓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 我有话说

　《最高法院的兄弟们》，［美］伍德沃德、阿姆斯特朗著，吴懿婷、洪俪倩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45.00元

在当红美剧《波士顿法律》中，一向心高气傲的律师AlanShore在得知自己承办的案

子有机会在最高法院进行辩论时，也激动不已。而在《最高法院的兄弟们》一书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节：1971年10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名鲍威尔与伦奎斯特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由于总统的提名必须经参议院批准，鲍威尔前去拜访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主席告诉鲍威尔：“你的提名会被批准的，因为大家认为你活不长了。”美国民众眼中神圣的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客们看来，也不过是两党博弈的战场之一。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美国最高大法官们不过是政客的代理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水门事件中，美国大法官们以9：0的压倒优势判决尼克松交出录音带，17天后，尼克松就辞去了总统职务，而其中一半以上的大法官是由尼克松提名的。在书中，作者详尽地描述了一些重要案件的判决经过，我们也确乎可以了解到保守派与自由派法官们博弈以及相互妥协的过程，其中，不少个人的性格也在一些判决意见中展现出来，比如首席大法官保守派的伯格在内部辩论中经常使用一些小伎俩，最后表态以使自己总是站在多数派那边，即使那是一个倾向于自由派的判决。而在涉及一些大法官们认为是基本原则的问题上，这种妥协往往变得是必须的，比如在对待种族问题上，最高法院的判决永远是9：0，在大法官们看来，这种一致对于公众具有很强烈的暗示作用。而在堕胎与猥亵物品案的判决中，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争议就丝毫不掩饰地在公众面前展示，以致作为少数派的伯格气呼呼地提醒大法官哈伦，在宣读多数意见书时不要说出“F×××”这个词。书中类似的争议场面层出不穷，但是，这并不一定让人觉得有损于美国最高法院的神圣性，法律的条文是人制定的，对条文的解释自然也是人们博弈乃至妥协的结果，没有必要的妥协，人类连社会也组织不起来，遑论神圣。顺带说一句，本书的作者之一鲍勃・伍德沃德，也就是揭露水门事件的两位记者之一。

如果说法律的神圣性多少还能得到肯定的话，那么对于美国式的民主，其神圣性就要大打折扣了。作者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提到，“在美国知识分子圈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刘瑜通过对美国政治生活与社会动态的观察，告诉我们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的运转，重要的不是关于民主的宏大叙事，而是“制衡机器”的运转。作者观察了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小县城议会的听证会过程，政府在听证会之前就通过媒体发布公告，任何人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在听证会上发言，不同立场的人都能得到发言的机会，并且进行电视现场直播，所有听证会资料都要保留，允许公众查询。我们国家当然也有听证会制度，铁道部春运涨价的听证会当年也曾轰动一时，不过最终还是涨了，后来连听证会也不用开了，每年春运涨价也成为民俗之一。

说到国内，沈志华教授的著作《苏联专家在中国》（新华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似乎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神圣与世俗之间对不上榫头的情形。书中提到，人民群众的意识相对于国家的政治决策总是慢半拍：当建国后官方媒体开展宣传中苏友谊及苏联专家时，不少民主人士及群众对此却心存疑虑；而群众感到苏联专家的积极作用时，又会动辄要求继续派专家来，浑不知国家在这些专家身上付出了高额的费用；“大跃进”时期，又一股脑地大干快上，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认为是“因为苏联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跑在他们前面了”，由于群众的热情迸发得过于激烈，普遍斥责专家保守，以致中央出台的规定都很难制止。当然，作为整体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命运，其实与群众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中苏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意识形态上的纷争落实到具体事务上，想做到严丝合缝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经常一会儿把神圣太当一回事，一会儿又太不当一回事，其结果最终还是不当一回事了。《圣经》中有一句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文化中一条重要的原则。而我在看新闻时，常常感觉到的是凯撒的物归于上帝，而上帝的物归于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