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和受教于先生，是在他获得平反、解放以后的80年代。当时兴起了文化热,中国哲学大百科全书的中哲史卷也在编写，不时有中国哲学史的学术会议。张先生身负重任，见面和讨教的机会就多了。先生本是中哲史大家，“潜龙勿用”，蒙难时沉潜刚克，“夕惕若厉”，思想和学术更加精进，待到灾难过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时人们的景仰就更加虔诚和热烈了。远远近近，讨教和求见者络绎于庭。在中关村那间斗室里，有时人多，站立的地方都没有。我也和中哲室的同事几次去拜访过先生。先生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大家谈起来无有芥蒂、顾虑和隔阂，留下的印象是很美好的。先生每次接见总是那样诚恳和热情，充分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不计名利，一心一意为了学术和民族的精神。“身教重于言教”，我们一代的学人是没有人不受到先生的熏陶和感化的。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的《陋室铭》好像也是为先生撰写的。刘禹锡当年和柳宗元为友，一起发起了政治改革，却不料世事险恶，八司马一个一个遭到贬黜。这《陋室铭》，应该是为流放的“陋室”写的。其不屈的精神跃然于纸上。先生之在中关村斗室中的学问和人格，我想也是如此。
这时期，先生每天都要看大量的信件，答复学者的求教与推荐。据统计，每年先生为青年学者作序，或撰写评论，约花掉两个月的时间(陈来《张岱年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页110-111)。这是何等巨大的工作量，但先生总是满腔热忱，绝不敷衍应付，使人失望。这当中，也有赐予我的一份。
那是1981年，我正在研究汉代思想。看了谷方先生发表于《中国哲学》笫七辑论《老子河上公章句》成于魏晋葛洪以后的考证文章，觉得论点可以商榷，不能成立。于是起草了一篇论文，论证《章句》当成于西汉。我把稿子送呈先生审阅，请先生给予指教。不意先生很快就批阅了，复信给我，说：“大作关于老子河上章句的考证，批览一遍，觉得很好。考证精详，理据充足，实乃殚精竭思之作，具见功力之深，钻研之细,可谓达到关于老子河上章句年代的结论。希望早日发表。匆匆。言不尽意。……1981年5月9日。”这样，稿子就顺利在《中国哲学》第九辑刊出了。先生治学严谨，他的意见不是为了鼓励年青人而随便写的。这篇文章以后证明影响是大的，考证的结论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对于促进学术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先生的信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这是要特别感谢先生的。
中国哲学史界有三位前辈大师：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三位还是亲戚。这在中哲史界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美谈。冯先生的《中?哲学史》上下册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任继愈先生60年代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哲学史》,则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观察与分析中国哲学作了方法论的示范，培养了我们一代学人。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则以专题为线索，纲举目张，系统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它在1937年完成初稿，1943年印为讲义，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虽195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实际上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相辅相成，对于中哲史这门学科的建设，也起了奠基的作用。张先生在学术上主张综合创新，《大纲》就是综合创新的成功范例。它综合了辩证唯物主义、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而以逻辑分析为方法，把中?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很好地揭示出来，今天亦有借鉴作用。在《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之全书总结中，张先生大力呼唤新的中国哲学的出现，但指出，这新哲学不是要摒弃而是要继承传统哲学之优秀的活的有永恒价值的方面，特别是“人生和谐之道的宣示”。(页588)今天，当“和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时，先生的著作真如冯先生所说：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了。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为人类共同理想的实现而从事研究，把“一己”的学术和民族及人类的命运联结为一，这是先生著作的宗旨，也是先生著作体现的人格精神。它是永远值得纪念和发扬的。
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是身体力行、言行合一的。我永远记得和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一天上午，我先去拜访了朱伯昆先生，谈完话出来，才打电话告知先生。可待走到先生住处时，先生早已特地从二楼走到楼下等待了。这令我极为惭愧与不安。先生以如此高年，对一个学生的来访，如此以“礼”相待，在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在先生，这却似乎是“礼之应然”,发于内心，出于“自然”。王弼曾说，孔子体“无”。冯先生在《张岱年文集・序》中说先生是体“诚”。(《张岱年研究》，页4)确是如此。诚于中而发于外，故能萃面盎背，一言一行，皆如古儒者的再现。这是儒学的生命力之一个见证，也是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的又一见证！
先生是质朴的，“简单的”。虽遭受不幸而受伤，但也避免了整人、批人又被整、被批的反复及由此造成的人格的受伤与复杂，真是一纯然大儒。这使他和所有学人、后辈青年能极易交流而亲近。这份亲近感，也是我对先生内心怀念不断的原因。
先生和我们一起走过了上世纪的70、80、90年代；对我印象和影响特深的则是80年代。那时拨乱反正，百家争鸣，学术空前自由和繁荣，充满了探索的活力。学术远未为官本位、官场作风和市场金钱及行帮习气所窒息和腐蚀。先生勤奋著述，热心教学，全力培养青年一代，表现出学者的正直、高贵与尊严。先生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今天是特别宝贵的。
先生很早就信服辩证唯物主义，倡导的“综合创新”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导的综合创新。但先生对西方哲学，如冯友兰先生倡导的“新理学哲学”是十分尊重的。在《怀念冯友兰先生》一文中，先生指出：“他的《新理学》是中国古代的理性主义哲学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综合。冯先生曾对我说：‘中国的正统派哲学与西方的正统派哲学都是理性主义。’这确实是历史事实。他比较赞同正统派哲学，企图将中国与西方的理性主义综合起来。‘新理学’的内容就是将中国的理性主义即程朱理学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即柏拉图主义哲学综合起来。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价值，在历史上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页8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道不同而相互尊重的精神，在今天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在《大纲》之《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一文中，先生详细对比了中西哲学，指出：“将来的中国哲学固然必是西洋哲学影响下的产物，而亦当是中国旧哲学之一种发展。”本着这种精神，先生既总结中国哲学的长处，又深入痛切地指出它的内在的缺失，如：“中国的人生思想，不注意人群之为一体。自来的道德教训都是注意人我的关系，而不注意于群己的关系，亦很少将群看做一个整体。”“中国的人生思想倾向于轻视知识……知即?，中国哲学尚可说有相类的观念；知即力之思想，则中国古来无有。实际上，研究自然以克服自然，是良好生活之条件。”这种开放的心胸，在今天也是特别值得继承发扬的。
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先生以一生行事树立的“典型”、“典范”，将会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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