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敝人身处穷乡僻壤，某日突发奇想，将一篇很不像样的习作斗胆投寄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顶级刊物《世
不能不佩服编辑先生的眼力，那可是在翻译出版界摸爬滚打多年练就的本事。所以他“识货”。当年的译界可谓强手如林，然而偌大一个中国，能够发表翻译作品的出版社或者刊物则屈指可数。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译者想发表译作，谈何容易。
如今情况则大为改观。出版社似雨后春笋，成批涌现。至于发表翻译作品，也并非难事，随便找一家出版社即可。
译者出书倒是容易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最严重的问题是：谁来把关？比方说从前可以出翻译作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外国文学出版社），就把关很严，甚至到了挑剔的程度。首先是挑译者，看译者是否具有这方面的资质。如果入不了编辑的“法眼”，趁早免开尊口。其次是审读制度。就是译稿出来以后，专门另请高手逐字逐句地审读。又比如人民出版社，那里专出马列经典著作。经典著作均由中央编译局负责翻译。中央编译局在翻译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同一篇文章不知要过多少个人的手。这里有翻译、校订、审稿三个环节，此外，人名、地名、其他译名、注释、规格、资料等均有专人负责。译稿杀青后送到人民出版社，还要经过编辑层层把关，方可最后付排，付排后还要送回编译局，需看完一校样、二校样、三校样，并最后改定后，才能付印。就是这样严防死守，偶尔还会出现个把错误。
正是这种从确定选题、挑选译者到翻译、校订、审稿等的层层把关制度，才保证了上述出版社的译作（特指文学名著和经典著作）堪称精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反观目前翻译作品出版现状，情况则不容乐观。有些出版社做得不错。他们在确定选题、挑选译者和审订译文方面都很精心很认真。另有一些出版社就不敢恭维了。例如《赫鲁晓夫全传》，那不是一般的错误较多，而是错得太离谱了。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似乎不能只怨译者，出版社也难辞其咎。
先说确定选题和挑选译者。选好译者是关键的一环，有如临阵选将，必须慎之又慎。当然，首先是编辑本人得有好眼力。
《全传》这本书是美国人用英语写俄国（苏联）的事情。原书作者英语俄语俱佳，而且是个“俄国通”。如果让中国人来译这本书，那么译者必须是英语俄语和中文俱佳。此外，译者必须对于俄国（苏联）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至风土人情都十分熟悉。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译者，这个选题宁可不做。出版社当初定这个选题，可能有些欠考虑，对于译者的资质也未作认真考察。译者本人勇气可嘉，却多少有些“轻敌”。
翻译是个苦差事。不比写作，写作可以驾轻就熟，自由发挥。翻译则丁是丁，卯是卯，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原著涉及的知识面往往较宽，译者又不可能门门懂样样精。至于碰到疑难问题，那更是常有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勤问勤查。手边的工具书多多益善。还得不耻下问，向别人请教。数年前，某资深翻译接了一本书，没想到所论证的问题复杂艰深，加之作者旁征博引，忽而本国，忽而外国，忽而当代，忽而古代，简直叫人无从下手。译者不顾年事已高，除了自己反复跑图书馆查询而外，还不厌其烦地通过面谈、电话和信件等方式向各路豪杰虚心求教。锲而不舍，孜孜??，终于啃下了这个硬骨头。
遗憾的是，《全传》译者的表现同那位资深翻译相比，就有些欠缺了。其实，原文理解和中文表达方面的欠缺也好，对俄国情况不甚了了也好，这些都并不可怕，只要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勤问勤查，问题都不难解决。可怕的是把翻译当儿戏，漫不经心，草率从事。全然不顾读者的感受。如俄国南部的索契（英语Sochi）乃著名疗养胜地，译者居然误译为“苏契”。更有甚者，同一本书中其他地方又将Sochi误译为“竖奇”和“索奇”。这不是自乱阵脚吗？连统一译名这样举手之劳的小事都做不好，遑论其他（关于《全传》中明显的误译和译名张冠李戴的例子，请参见2009年7月16日南方周末《走了常凯申，来了赫尔珍》一文，此处不赘）。
出版社收到译稿后，肯定会另请专家从头至尾认真审订。不知是因为审订者太马虎，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是畅行无阻。不过请读者放宽心，接下来还有一审（责任编辑）、二审（编辑室主任）、三审（出版社领导）把关，待校样出来后，还有一校、二校、三校呢！
不幸的是，译稿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路绿灯，顺利通过。于是出版社将这一“皇皇巨著”作为重点推荐书投放市场。并且编写了推介文章《赫鲁晓夫在大清洗中飞黄腾达》，文中大量摘抄《全传》的译文。这篇文章在某读书类媒体发表后，其他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纷纷跟进转载。一时好不热闹。照理说，对于这篇“广而告之”的文章，撰稿人和报纸编辑都会字斟句酌，严格把关的。谁能想到，就在这篇区区三千来字的短文中，居然也冒出来几处明显的误译。
例如：他在代表们中间走一圈，来到每个人面前，拿走他们的选票，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然后走到投票箱前将选票投入。（见《全传》第80页第14行）
句中的“他”指斯大林。这段话让人看不明白。斯大林怎么会把别人的选票拿走往票箱里投呢？世上有这样投票的吗？
参考译文：他引人注目地当众领取了选票，看也不看一眼，走到票箱跟前就投了进去。
原文为：Very demonstratively,in front of every one,he took the ballots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m,went up to the box and dropped them in.句中两个them都指的是ballots（选票），同代表们无关。这里in front of似应取facing someone,or a group of people这个释义。
又如：
在1932年纪念革命十五周年时，有报道说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发生了争吵（见《全传》第87页倒数第四行）。
参考译文：1932年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有传闻说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争吵起来。
斯大林妻子阿利卢耶娃的死因至今扑朔迷离。两人在宴会上吵架一事也仅仅是传闻。关键是此类“宫闱秘闻”绝无公开报道的可能，何况是在苏联这样的封闭国家。将“传闻”误译为“报道”，是不是有点欠考虑了？
原文为：On the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olution in 1932,Stalin and his wife reportedly quarreled at a Kremlin party.
再看：
尽管20世纪30年代是他的很多爱国者最为惨痛的时代（见《全传》第77页第6行）
应为：……同胞……
原文为：……compatriot……
此处“他”指赫鲁晓夫。“爱国者”显然是误译。“他的很多爱国者”是什么意思？
书中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标点符号错漏。例如第117页倒数第5行：
距离让赫鲁晓夫有机会发挥他自己的风格与才能在基辅为赫鲁晓夫工作的。……回忆说……
这样的句子是读不下去的，怎么就没有人发现呢？
应为：距离让赫鲁晓夫有机会发挥他自己的风格与才能。在基辅为赫鲁晓夫工作的……回忆说……
好吧，撇开错漏之处不说，下面来做个简单的测试：请读者诸君耐住性子，欣赏书中的一小段文字，不知会有怎样的感受。
三个星期后，一位化装成驻华盛顿使馆低级工作人员的苏联秘密使者向一个美国人提出与其政府取得联系的要求。“如果赫鲁晓夫来这里，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先生进行一些非正式的会谈，那怎么样？你们政府会同意吗？”
“你的意思是说只是一次访问，没有会议工作人员，没有日程安排，也没有其他什么？”这位美国人问道。
“没错，正是如此！”尤里・格沃兹杰夫回答说：“丘吉尔先生和其他很多政府首脑都曾到这里和总统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赫鲁晓夫先生就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这里。”
格沃兹杰夫怎么会知道这些呢？他被问道。“我知道！”他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政府正想方设法得到这样的邀请。这对赫鲁晓夫先生很重要。”（见《全传》第411页倒数第4行，下划线标出的部分系误译）
参考译文：
三周之后，以驻华盛顿使馆普通官员身份出现的某苏联特工，问一位具有政府背景的美方人士：“要是赫鲁晓夫到华盛顿来，同艾森豪威尔先生进行非正式晤谈，您看如何？贵国政府会答应吗？”
“您的意思是纯粹的非正式访问，不搞会谈，也不搞议事日程？”对方问道。
“正是！”尤里・格沃兹杰夫答道。“丘吉尔先生，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首脑，都来同贵国总统非正式地晤谈过嘛……赫鲁晓夫先生想以这种方式来访问。”
对方问格沃兹杰夫是怎么知道的。他回答说：“我知道！我可以告诉您，我国政府正在探讨如何才能拿到这样的邀请函呢。对赫鲁晓夫先生说来，这至关重要。”
原文为：
Three weeks later,a Soviet secret agent masquerading as a junior embassy officer in Washington asked an American with government connections,“What if Mr.Khrushchev were to come here,to Washington,for some informal talks with Mr.Eisenhower?Would your government permit that?”
You mean just on a visit,no conference staffs,or agenda, or anything else?”the American asked.
“Exactly!” Yuri Gvozdev replied.“Mr.Churchill and many other heads of government have come here for informal talks with the President…Mr.Khrushchev would like to come here on that basis.”
How did Gvozdev know?He was asked.“I know!”he replied.“I can tell you our government is seeking the means to secure an invitation.To Mr.Khrushchev it is very important.”
所谓翻译，应当是先读懂原文，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用明白晓畅的本族语将作者的意思表达出来。呈现给读者的，应当是文学语言。可《全传》中的这一小段文字念起来佶屈聱牙，别别扭扭。倒像是连中国话都说不利落的老外在给我们讲故事。
翻译出版界的乱象非自今日始。业界的有识之士早在2003年9月即主张“出版外国文学名著应该建立资质准入制。无论是对出版社，还是从事翻译工作的个体，有一些最起码的资质门槛，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净化翻译出版市场起到作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语）
不设立最起码的资质门槛，“孟修斯”、“常凯申”、“赫尔珍”之流便长驱直入，令翻译出版界蒙羞受辱。使本已面临译品质量下降、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危机的译界雪上加霜。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赫鲁晓夫全传》居然大摇大摆地登上了某些读书类纸媒、网站读书频道、图书博览会的重点推荐书目，还在图书销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套用一句时下的习用语，这真是太可怕了。一窝蜂地争相追捧错误百出的译作，说明我们的翻译出版界的确是有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然而，最受伤害的还是处于弱势的读者。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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