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有三本书，作者不同，题材不同，文体也不尽相同，我还是在我的书架中把它们归为了一类，这三本书分别是：《枪杆子：1949》
年初在地摊看到《枪杆子：1949》的盗版，本来对盗版书很排斥的我，这一次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急着想看看张正隆在沉寂十几年之后，在新著里写了什么，甚至等不及去书店。
其实，战争题材一直难以引起我的兴趣，引起我如此兴趣的，是张正隆选择的题材和他的写作方法。
在新作《枪杆子：1949》中，张正隆关注的依旧是四野。和四野相关的历史，在教科书上寥寥数语，相关专著也是少之又少。
原因无它，四野一把手是谁？林彪。这个湖北人16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8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1岁进驻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23岁任红4军军长，带红军转战南北；48岁，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曾带着10万人马进入东北，带回83万铁骑杀向关内，从哈尔滨一路平推到海南岛，势如破竹；他曾躬身隐退10余年不问世事，后以多病之身重返政坛，坐到了中国政坛的第二把交椅；还曾排除异己、拉帮结派、最终命丧他国折戟温都尔汗……
张正隆说林彪，是“典型的少年得志、飞黄腾达、野心勃勃、命丧黄泉”。官修的历史对林彪已经盖棺定论：叛党叛国。但不可否认的是，林彪是个军事天才，要不然，斯大林也不会想用10个装甲师换他一个人。
政治上不好评价林彪，张正隆选择了在军事上评价他。
林彪的仗是怎么打的？多数人都不清楚。张正隆说：“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你必须竭尽全力去走近它。”
张正隆走近四野的方式是访问，访问当年跟着林彪打过仗的那些人。四野当年的战场主要是在东北，张正隆是东北人，而且是军人出身，与那些曾经跟随过林彪的老军人们，很容易就打成一片，缺乏天时的张正隆，不缺乏地利人和。
看完书，在网上看到几个关于《枪杆子：1949》的评论和对张正隆的采访，都说到此书的文笔问题，客观地说，此书的文笔虽然不能说差，但也一般。但我读此书，觉得这样的文风，与这样的题材，加上采访的方式，正是绝配。正如一个美女，不必每个器官都是最美的，只要搭配的刚刚好。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文笔和真实比较起来，我更喜欢真实，而有时候，漂亮的文笔，反而会伤害真实。
可惜的是，张正隆对于被历史遮蔽的四野保持了中立，但是对于当年四野的对立面却没有保持这种立场，看他对国民党诸多人物的描写，行文中的讽刺几乎是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这有些像我们通常读到的那种在革命史观关照之下的历史，凡是对立面都是低能而又不堪的。其实，张正隆描写的主角林彪，一度也曾经是“对立面”。
这种笔触可能是因为，张正隆对于四野的描述来源于他的采访，而对当年解放战争的另一方，叙述的凭据是根据保存下来的资料。按理张正隆应该意识到这种资料的缺陷和使用这种资料所带来的遮蔽，但是他没有。不过，这几乎是一种苛求，没有哪个人能够面面俱到。另一面的历史，也许会在其他人手里完成。
读《枪杆子：1949》，一下子就让我想起几年前读过的《夹边沟记事》。小说的文体，却在高度忠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叙述中国一段特殊时期特殊人群的受难史。作家杨显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到“细节都是真实的，虚构的一般是人名和工作单位”。也有评论家评论，《夹边沟记事》以及杨显惠后来的《定西孤儿院记事》都不能归入小说，实际上，这两本书更像是纪实。
确实，两本书都不太像是小说，书中的词句，缺少文学作品需要的必要的修饰，让人可以感觉到作者近乎压抑的克制。而我之所以在读《枪杆子：1949》时想到这本小说，在于张正隆和杨显惠的写作方式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走访。
为了写《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一次次从他居住的天津奔赴位于甘肃酒泉的昔日劳改农场“夹边沟”，几年如一日地在那里采访那些当年曾经受难的人们，挖掘他们曾经困难的记忆。
与《枪杆子：1949》同为战争题材的《父亲的战场》，描述的是另外一段长期被主流记忆拒之门外的历史：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与美国盟军密切配合，在中国本土主动对日军发起战略反攻，并将其逐出国门。随着1945年内战的爆发，这段历史被湮没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作者章东磐到了云南，接触到了远征军老兵的故事，被这些故事吸引了。在很多年里，他和他的伙伴，一起在云南腾冲展开了田野调查。然后有了这本《父亲的战场》，不过别误会，章东磐不是国民党远征军子弟，他其实是根正苗红的中共子弟。
在《父亲的战场》中，章东磐走访的对象没有显赫人物，那些老兵在多年之后都过着远离权力的平静生活。与前面说到的两本书不同的是，章东磐此书中的议论多于采访，老兵们的记忆在书中成了他立论的根据。
如果按照义理考据辞章的标准来看《父亲的战场》，其义理深刻，辞章华丽，但是考据是欠缺的，虽然作者也作了很多的采访。对此，章东磐在书的开头就做好了铺垫：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受过历史学的训练。
章东磐文章中的细节看似漫不经心，其实经过了他的精挑细选，所有的细节都是为了他发表议论做铺垫。这种精心选择有时会让人产生警惕：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的题材，其实朴实的叙述更能打动人。像我，就更容易相信黄仁宇在《缅北之战》中对于这次战争的叙述。而过多地议论，让人感受到作者强烈的价值倾向，对于写作来说，这毋宁是件坏事。不过，如果是讲述远征军的历史，选择老兵的经历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对于那段历史，人们显然更关注杜聿明宋希濂卫立煌们的故事。
三本不同的书，却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对书中的叙述对象都采用了采访的方式，有点像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选择的对象，多是历史上的大人物，而这三本书，其中的对象多是在大人物光环笼罩之下的小人物。
在张正隆之前的一本书中，他这样写道：有个朋友对他说，历史像个婊子，谁有权势都可以弄她一下。的确，历史叙述在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常常产生遮蔽和不真实。但真实，永远是历史追求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枪杆子：1949》、《父亲的战场》为复原历史真实而做的努力值得表彰。对60多年前那风云激荡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这两本书无疑都是很值得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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