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编辑部：网友们就拙文提供的一个例子：“But,it does not result from this that a religion brought from a distant country……”的几个译文，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位网友批评我的译文有解读过度之嫌，把作者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坐实”了。这位网友的批评很到位，令我心悦
诚服。我思之再三，觉得恐怕与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对这部枯燥的名著产生兴趣有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力求译文顺畅、易懂，希望能够达到“一遍过”的效果，也就是说，即使是比较抽象的理论阐述，读者也能过目就懂，无需再读一遍乃至多遍方能明白。这种想法固然不错，然而，这位网友的批评让我明白，易懂应该以准确为前提，不应为追求易懂而对作者的本意有所增删。现在看来，拙译中的“不适应”就属于解读过度的“增”。由此进而想到，虽然常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但这是仅就翻译的艰辛而言的，并不是说译者拥有“创作”的自由。借用孟德斯鸠对自由的定义，译者的“自由”不是“不受约束”，而是忠实地转达作者的原意，既不“贪污”，也不“强加”，而过度解读就应被视为某种程度的“强加”，用先贤严复先生的“信、达、雅”来衡量，过度解读也是不达，因为，“过犹不及”。
顺便提一下，无论是先贤严复先生、已故张雁深先生和我的译文，所据底本都不是我所提供的这几句英文：张和我所据均为法文，严所据虽为英文，但肯定不是我所提供的这个1989年出版的英译本，因为严复先生已于1921年弃世。尽管法文原著与英译本、早年英译本与当今英译本都不会有多大出入，但毕竟不是“原装原件”，讨论时用作参考当然可以，但用作对照的底本似乎并不十分妥当。
许明龙，2009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