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从封建锁国桎梏下逐渐走上近代化，出版界的变化可称是一个明显标志。最近读了汪家熔先生所著《中国出版通
汪家熔先生在书中论及“商务印书馆早期的核心人物”夏瑞芳，引证陈原先生为《张元济年谱》所撰序文中的一段话：“近来有人对夏略有微词，这是不公平的。”接着，他用很长篇幅“解读”，其中点名批评《张元济年谱》编者：
“略有微词”之二，更是莫名其妙，说夏瑞芳在1910年动用公司公款去炒股票，亏蚀巨款导致变卖公司资产，又使流动资金短缺，云云。《张元济年谱》编者将之列入一条，这是不考核材料的结果。此说本是无聊文人“报屁股”文字。其实，所谓1910年“股票”事，是“陈逸卿事件”导致的上海金融危机，夏瑞芳当时的股票买卖不仅没有亏蚀，而且赚了相当大一笔：40多万元。（第181页）
《张元济年谱》主编张树年先生已去世多年。笔者作为《年谱》编著者之一，有责任回应汪先生的责难。夏瑞芳是近代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主要创办人。他因“橡皮股票”案亏空公款，本是商务馆史上一件大事。新版《中国出版通史》既然认为此事不存在，那么，我们不得不摆事实，讲道理，以澄清历史真相。
重述基本事实
“橡皮股票”风潮是20世纪初发生在上海的一场金融风潮，波及之广，影响之大，空前绝后。时值世界汽车工业方兴未艾，对橡胶（时称橡皮）的需求与日俱增，价格大涨。设于上海的英商兰格志拓殖公司趁机在华洋各报刊出《今后之橡皮世界》长文，洋洋数万言，大谈未来三十年橡胶求过于供，投资于此前途无限。1908年秋，该公司又在各报登出巨幅广告，以高额股息、股票可向银行押款等谎言，骗取社会信誉。其他外国洋行也相继效尤，纷纷组织新的橡皮公司，广募股份，并暗中操纵哄抬股价。一张3两小票一路飙升至17两的顶价。1910年3月，兰格志公司股票竟然哄抬至票面价值的27倍到28倍！从而造成“橡皮股票”持续上涨的假象。一时投机者趋之若鹜，如痴如狂。到这年7月，幕后操纵者趁高价将股票脱手并在人间“蒸发”。消息传出，股值狂跌。外国银行又宣布停止股票抵押，追索以前的抵押放款，直接导致“橡皮股票”跌至谷底，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7月20日，参与投机和卷入“橡皮股票”押款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首先倒闭，正元股东陈逸卿以及各钱庄经理等人被会审公廨逮捕看押。陈逸卿服毒自杀。接着，受牵连的钱庄一家一家相继倒闭，数十家工厂被迫停工，市面一片恐慌。两江总督张人骏奉命亲自抵沪调查，由上海道蔡乃煌以官厅名义借洋款350万两，清还各外国银行拆票约200万元，又在庚子赔款中挪借200万余元，周转市面。后来清政府又派张人骏再向上海外国银行商借“维持江南市面借款”规银300万两，年息七厘，限期六年，并且用江苏盐厘担保。据估算，外国冒险家们利用这次风潮从中国夺去的资金达规银几千万两之巨。
商务印书馆卷入“橡皮股票”风潮，当时就不是秘密。《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9页载，1910年9月13日，商务印书馆因亏欠正元钱庄银两，置之不理，上海道蔡乃煌致书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令派差传讯该馆经理。9月16日《申报》“本埠新闻”栏，引录“沪道蔡观察”关于正元等庄倒欠案批词中，也提及谦余钱庄违规“划偿夏瑞芳欠款”等语。
三组有力证据
现有三组史料明确可证明夏瑞芳深陷“橡皮股票”泥潭。
第一组，1910年5月至8月张元济致高梦旦等商务同事书札。
1910年3月，张元济离沪赴欧美考察教育、出版事业。5月间，他从国内来信中得知夏瑞芳身陷危机，5月26日复信高梦旦云：
昨日寄粹翁十一号信，请其于股票交易结账后即由西伯利亚铁路来游欧美。弟拟在柏林候之。此事有数利：一、欧美印刷新机极多。弟在此已费考求，得粹翁来此便可定购。二、与欧美各书店直接联络。三、需用各种原料可以廉便之法选购。弟与粹翁同在此间，可以商定以上各事。若彼此独行，个人之阅历增而公司之裨益少，且粹翁股票贸易既了，即行远离，于伊私事亦有便利。总发行所有翰翁主持，亦可放心。（《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129页）
翰翁，指高凤池。张劝夏瑞芳早离上海，原因之一就是让夏速速离开是非之地。在同日附信里，张又“密启”高梦旦：“又陵来信，大不以粹翁自营私业致损公司为然。云到沪与公以及苏?等商善后之策。弟复去一信，请阅后转陈。”又陵，即严复。当时商务事业兴旺，资金充裕，总经理夏瑞芳喜欢冒险的性格又凸现了出来，他利用公司财务制度不够健全的漏洞，擅自借款给正元钱庄老板陈逸卿去炒“橡皮股票”。随着橡皮公司骗局的败露，夏瑞芳私下投入的钱血本无归，连同商务欠正元的贷款就达十几万两之多！1910年5月此事已显露端倪。可能动用商务公款事尚未“露馅”，因此张元济信里还未提及。至于严复批评夏“自营私业”，可能另有所指。查《郑孝胥日记》，1910年6月5日记：“夏瑞芳、沈耕莘、张少塘来，赴梦旦约于一枝香，商宝兴公司事。”次日又记：“商务印书馆伙友沈季芳来，示宝兴公司地亩清单。”6月7日、8日两天，郑都有商务董事会及到印锡璋家商议“宝兴事”的记载。宝兴公司是夏瑞芳经手、商务投资的房地产企业，依靠贷款运作。此时伦敦传来“橡皮股票”跌价风声，市场银根紧缩，宝兴公司已岌岌可危，不久即行倒闭。
1910年7月20日，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倒闭，上海市场出现严重恐慌。《郑孝胥日记》7月22日记：“午后，商务印书馆开特别会议，夏瑞芳经手，被钱庄倒去十四万。”会后，董事会由高梦旦出面致信在国外的张元济通报相关情况。此信现已不存。约8月初张复信郑孝胥、印有模、高凤池，云：
得梦翁信，知沪上钱庄相继倒账，本公司被正元等家倒欠共有七万之数，为之惊骇不置。又闻粹翁为正元调票，致被波累，有六万之巨。粹翁为人心肠太软，面情过重，因此不免举措失宜，又不肯听弟言提早出洋，致被牵累，殊为惋惜。（《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515页）
张对于夏“为正元调票”，造成公司损失，提出处置危机的几条意见。第一，要求内紧外松，保持镇静；公司有款，分散存储。第二，吸取教训，依法办事。如果夏瑞芳“股票交易”真的“赚了相当大一笔”，用得着张元济万里驰书处理危机吗？
第二组，1911年至1912年间张元济文稿及与日本股东通信。
现存一份张元济亲笔手稿，似为1911年某次商务董事会上讨论夏氏亏蚀公司公款问题时的发言提纲。提议由商务旧股东以高于实价代价承购夏氏股份，帮助夏瑞芳清还大部分债务。他说：
夏君去年所为之事，由于冒险之性质，其负众股东之委任，贻公司之损害。然商务印书馆十年来能臻此地步，虽有种种之原因，而得力于夏君冒险之性质者亦不少。此次虽不能不责其非，然亦宜有以报之。故能筹得一策，使其可以清理债务，仍将来之希望，则既以报夏君往日之劳，仍可得其后日之力，而公司可冀发达，股东亦仍有利益可沾。（《夏瑞芳亏蚀之处理意见》，《张元济全集》第4卷，第287页）
张元济批评夏的错误，又实事求是想方设法帮助老朋友早日渡过难关，摆脱困境。不过提议未获通过，他不得不再想办法。
当时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书店合股。总经理出了这么大的事，中方当然应向日方股东通报。现有1911年9月30日金港堂主人原亮三郎复张元济的信存世，信称：“因银币等跌价，夏君遭意外失败，实堪同情，此乃商业上常事，奈何奈何！来函言‘事关本馆重要人物，且与本馆营业□信大有妨碍’，我等至为同感，并感遗憾。”告以已约定山本条太郎尽快来沪磋商此事。山本，日本三井洋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原亮三郎之婿，商务合股时期曾任董事会董事。同年12月17日，张元济致原亮三郎、山本条太郎信，提出处理夏氏亏空的方法为之征求意见。经过紧急磋商，各方意见统一。张当即通报日方股东：“由本馆借银十万两于夏君，以其所有本公司股票一千W八十股，又南京路地产、中英药房股份为抵押之物。夏君亦已允从，已于昨日立定契约，特此奉告。”（同上）原来筹借这十万两银子，实在也费了好一番周折。
夏瑞芳经此挫折，一度十分消沉。张元济为帮助老朋友尽早摆脱困境，振作起来，与同事们想了很多办法。1912年1月22日张在致原亮三郎、山本条太郎的信中又说：“同人等彼此筹商，以为夏君已往之事已无可言，今为公私兼顾，惟有防其将来不再失足。然夏君既负如是重债，清偿无期，而心志自不能定，心志不定，则虽在公司办事，亦不过敷衍门面，不能振刷精神……于是投机冒险之事，仍不免染指”，“同人筹议，以为欲使夏君安心在公司办事，必使其有清偿债款之望。”因此提出减低常年利息，五年之内暂不还本，另外适当增加夏的月薪和津贴，以作扶助。（同上）
第三组，1918年春张元济日记和文稿。
1914年1月，夏瑞芳不幸被刺身亡。此前他所欠公司债务只还了一部分，因本金未还，几年下来有增未减，至1916年结欠10.7万两，1917年增至11.3万两。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债务落到夏氏家属头上，当然有些不堪重负。张元济为早日解决故友的债务，又想了许多办法。那时日股已经收回，不能再求助于金港堂方面了。据《张元济日记》记载，1918年2月26日张约李拔可、高凤池商量，最后议决将夏氏股票押于浙江兴业银行生息，以期早日清还公司欠款。3月26日，张再向高凤池出示了一份亲拟的“夏氏押款事意见书”，详述夏氏历年欠款以及押款细账。为加快偿还速度，张元济建议：
最好请夏氏将每年收入，除提存家用外，尽行拨还。即不能，所有公司应送之花红、薪水，亦须尽数收归公司。……早日清还，则夏氏可以早日收回股票。（《夏氏欠款事》，《张元济全集》第4卷，第334页）
张元济以公司利益为重，又照顾到故友家属的生活，真是煞费苦心。倘然夏瑞芳“橡皮股票”得益40万不是捏造的话，用得着这么费尽周折吗？
余言
上述三组史料，除《郑孝胥日记》出版在后，1911年那份张元济手稿未及采用外，其他数条1991年版的《张元济年谱》都有或长或短的引录，并注明原始出处。一件也不是无聊文人“报屁股”材料。《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第398至399页还称“1909年世界经济恐慌，汽车生产停滞，导致1910年上海发生陈逸卿事件，钱庄挤兑引起金融恐慌”，“夏瑞芳对商务印书馆成功有着极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出版史活动中有些先生的‘史学’观，搬弄一些小报杂文，千方百计贬低夏瑞芳”。1909年根本没有什么“世界经济恐慌”，作者把1910年上海出现的金融风潮归罪于几个中国商人，不知出于什么史学观！
其实，20多年之前，汪先生自己在一本书里就写道：“夏瑞芳个人在一九一W年初因为参加橡皮股票投机失利，损失十万余元，接近破产，所以打不起精神来办事。张元济写信给日本股东……”（《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白纸黑字，有书为证。如果真要修正，应该交待清楚，不知这个矛盾，汪先生如何解释？
《中国出版通史》作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本该是一部严肃的权威的学术专著。现在却出现这样的谬误，实在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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