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享有不朽的声名，但它的创社“元老”之一陶晶孙（1897－1952）却久被人们遗
陶晶孙一生以行医为主业，著作欠丰。使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中留下印迹，也是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能读到的，主要是他在日留学期间所写的《木樨》、《音乐会小曲》、《独步》等十来篇“新罗曼主义”域外小说。与早期的郁达夫相仿，陶晶孙小说亦落笔于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带着强烈的自叙色彩，但情致却有天渊之别：陶晶孙小说中一群年轻美丽的日本女人，皆倾心于多才多艺的主人公“晶孙”，“无条件”地充当恋人与保护人的角色。如果认同《沉沦》中郁达夫化身的“他”在日本这个中国留学生“性饥饿地狱”中的种种不幸，难免会对“晶孙”置身“扶桑女儿国”里的如鱼得水感到不可思议。同为“弱国子民”，“晶孙”难道多有异于“他”人之处？抑或，正像他所亲倡的“如小说,如戏剧等就是一种幻想的谎语”，无非某种“白日梦”的表达？陶晶孙早年的小说不乏过人的感受性、精致与浪漫，但与其多才多艺伴生的自我陶醉、长达23年域外生活所形成的“日本视角”以及行文走笔的“东洋风”，使“他的作品不受赞词”―――此语既是陶晶孙的夫子自叹，也大致与中国文学主流对其小说作品的定评与态度相吻合。
然而陶晶孙去世后43年，日本著名汉学家伊藤虎丸发出惊人之语，指“陶晶孙实际上是与鲁迅有同样意义的作家……对日本文学和思想给予影响的中国作家，除鲁迅而外，陶晶孙是唯一的人物”。此说就陶晶孙一本以日文写成的著作《给日本的遗书》而发。《给日本的遗书》于50年代中在日本出版后数次再版，影响不绝，中国读者一直以来却无缘识得；新近，中文译本现于书市，日本学人是否夸大其辞或陶晶孙作品当否“价值重估”另作别论，但陶氏文学的真容，阅后大致能够了然。
文集《给日本的遗书》近半写于陶晶孙重返日本后生命的最后两年间。虽然陶晶孙声称自己是创造社中“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作品者”，其实文学旨趣从20年代末回国后便已发生了转向。当1950年陶晶孙再从充满肃杀气氛的台湾逃向自己“第二故乡”的日本，落笔间已无半分“罗曼”情怀而尽显出独特的现实感。
一位向来“认他乡为故乡”的中国文人得以重温久违的“居住在日本的快乐”，此类的现实感，传达的多是文学的愉悦。但其现实感的另一归向―――立足于战后日本社会的政治性批评，即散见于《给日本的遗书》几篇作品中被日本人称作“日本论”的表述，才是引起对方惊叹并给予作者如此尊崇的主要缘由。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学生群体中普遍有“留日反日”的倾向。此种“反日”行为多是与文化倾慕并存的社会、政治批判。由日本蚕食、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批判之声往往疾言厉色，充满了愤怒。但在战败后的日本土地上，以中国人身份出现于文化精英当中的陶晶孙改变了批判的声调和方式，如他将战后匆忙西洋化的日本叫做“落第的高材生”。“一度逞暴而被先生淘汰。”“先生从一开始就决不允许日本再度成为强国。”“因此中国人同情日本人，不仅同情，还伸出手来期待着早日与之一道前进，中国人绝没有将日本吃掉之意。”尽管其言仍被日本人视作“教训”，但陶富于同情心、包容的姿态，一针见血的敏锐，幽默含蓄的笔触，真正对当时的日本思想界形成了触动，也对战后兴起的日本民主主义产生了建设性的影响。
日本市川公墓中的陶晶孙墓，碑上刻有他手书的两句墓志铭：“台风从井里起，洪水从沙漠来。”对于始终怀有文化归属与身份确认焦虑感，又身处巨变时代的陶晶孙，“井”与“沙漠”未尝不可看做其人生困境的隐喻。陶晶孙在他的文章中对苏曼殊，一位与自己有相同身份际遇的人，加以特殊的关切和思考，得出苏曼殊在文化上“不失为中日混血的代表”的结论，试图终结自己的彷徨；同时发出的林语堂“‘美国口味的中国菜’，令人作呕”之类的批评也罕见的尖刻，似乎要以此确立身在日本、以日语写作、却不讨好日本人的写作立场。井中的台风与大漠中的洪水在陶晶孙的意识当中已然生成，并非他晚期写作中新一轮“幻想的谎语”。然而，在这两种充满力量的超级巨物中，寄托的究竟是重病在榻的陶晶生一股强大的求生意志，还是对个人文学创作的不乏幽怨的自许，难以辩识。如果落至文学之上，我更愿把它看做陶氏文学的宏愿而非既成，或，陶晶孙留给后人的一份更为真实也更为吊诡的“遗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