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读者影响深远的苏俄文学作品
开端
目前发现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
当时的翻译作品大多是从俄国文学的日、英文译本转译的，而且“意译”的成分较现在要多，如鲁迅译《死魂灵》，丰子恺译《猎人笔记》，还有茅盾的翻译等。直到延安时期的周扬才开始从俄文翻译，《战争与和平》就有高植、周扬等三个版本。
抗战时期，苏俄文学汉译的重镇是上海时代出版社（译刊社），其背景是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是中共在暗中管理，专门做苏联文学的翻译出版，里面的工作人员后来都是享受离休待遇的，草婴、冯雪峰等一批翻译家、编辑在文化战线工作。建国后，时代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直接过渡到新中国，被分散到人文社、上海译文等单位，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俄文编辑和译者。
第一次高潮
建国之后，苏俄文学的翻译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当时国内一切向苏联老大哥看齐，掀起“全民学俄语”的热潮。那时的苏俄作品出版体现了两大特点：第一是多，第二是集中。
所谓多，首先是作品多、印量大。记者查阅中国版本图书馆出版的《1949-1980外国文学著作目录与提要》的不完全统计表明，……而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建华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底，不计报刊发表的作品，我国共译出苏俄文学单行本3526种，总印数在8200万册以上，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被译介的苏俄作家有一千多人。
多了难免泛滥。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资深俄语编辑张福生感慨说，那段时间，苏联的作家差不多写点什么我们就翻译过来，连三流作家、不入流的作家都介绍进来了。而现在，一流的俄罗斯作家和二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往往也不能都进入中国。
其次，是读者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很多经典著作和《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歌曲一起，培养了国人的苏俄情结，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回忆。那一代的中国人很多人学过俄文，当时的说法是，俄语是社会主义语言，比资本主义语言英语要优秀，尤其是1958年赫鲁晓夫来华，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俄语热发展到高潮，全民开展俄语速成班教学。有的英语教员，放弃英语从头学俄语，学了几年，学成了，一天都没用，回头还是教英语。学俄语的国人对于苏俄文学的阅读要求也随之激增。
随之而来的，国内苏俄文学翻译出版的相应人才也多，出版社的专业编辑多。人文社直到现在仍然坚持的制度，翻译作品的责任编辑要求必须是原语言专业。那时，俄文编辑是外文编辑中数量最多的，从那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人文社还有十多位俄文编辑，而负责整个北欧文学的编辑才一位。同时，专业翻译人才也多。北京大学俄语系在一段时间是北大最重要的部门，热门得很，不仅有专门的“俄文楼”，而且俄文楼门前停的高级小轿车最多，校领导都要在俄语系挂个名兼点事，表示“要求进步”和“革命”。俄语系成了大系，因为要承担全校的公共俄语课。以至于到了今天，北大俄语系已经是小系，人员不多，但离休人员的比例却是全校最高的。其他学校也培养了大量俄文翻译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俄文翻译的报酬也不错。上世纪50年代，社科院外文所老所长叶水夫翻译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得稿费9000块，在王府井买了个四合院（据说其实是一个小三合院），这是文化界很典型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工作，现在的稿费连四合院里的一个厕所都买不起。刘文飞笑称，那个四合院现在折价5000万。后来四合院拆迁，补给了叶先生三个三居室，而那时候，大家一般都住在筒子楼里。三个三居室那时候给人的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十栋别墅。当时翻译的高报酬一直持续到文革前。
但是，在“多”的同时，又“集中”。当时的出版社、译者和编辑都高度集中，看书的人多，但看的都是一样的书。学俄文的多，但翻译的人比例并不大。北京大学俄语系的臧仲伦教授介绍说，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可以出版翻译文学著作，而他们又必须通过社科院外文所的编委会开展工作。很多托尔斯泰、契诃夫等重要的苏俄作家也基本上是“包干到户”，出版社、译者、编辑都是固定的，不出名的翻译者常常会“插不进去”，只能绕开名家名著，找些小册子翻译。张福生说，那个时期的俄文编辑“专业”到了个人，编高尔基的就只编高尔基一人，不编托尔斯泰。
这个时期苏俄文学译介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一代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情感上都打上了苏俄文学的烙印。其次，当时对于文学创作和出版的严格管理，作协的建立和运行，对文学作品要求“阶级性”“思想性”的价值要求和取向，都与苏联类似。最后，除了与文学相关的制度，汉语言和文学创造的发展也受到直接影响。上世纪50年代是现代汉语的奠基时期，现代汉语在那一时期仍然处于形成阶段，翻译家的语言风格对于文学语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汉语的发展也影响深远。今天的汉语有西化的成份，与那个时期的翻译工作有极大关系。草婴、汝龙、满涛、焦菊隐、钱诚、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等老一代苏俄文学翻译家为读者奉献了数不胜数的经典译著，他们的再创作构成了现代汉语发展中的亮丽景观，同时也滋养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
作为暗流的第二次高潮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对于苏俄文学的翻译，读者和专家、编辑的记忆是大不相同的。对于读者来说，苏俄文学的译介工作从此中断，此后的20年一片空白，直到文革结束。而对于编辑和翻译家来说，上世纪60年代，尤其是1963-1964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九评”之后，中国迎来了苏联文学翻译的第二次高潮：“黄皮书”的翻译和出版。
那是一股“暗流”。张福生介绍，早在1950年代就有黄皮书。那些“反动作品”，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张扬人性、阶级调和论倾向，但又影响巨大的，就出版了内部发行给领导做参考、“供内部批判之用”。
到了上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表扬的书，我们要批评，他批评的书，我们也要批评。所以，时任文化部长的周扬“钦点”了两三百本书，组织翻译、出版、内部发行，史称“黄皮书”。黄皮书50%以上都是苏俄文学，如索尔仁尼琴、艾特马托夫等人的作品就是以这种途径进入中国的。当时也没有版权问题（中国1992年才加入《伯尔尼公约》），译介苏俄作品比较简单。有时候，张福生也通过外交部给苏联的原作者送去译书，但这些书往往迟迟送达。苏联有个“政治出版社”，相当于我们的人民出版社，还有个“苏联国家人民出版社”，相当于我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张福生去该社进修半年，发现他们对我们的黄皮书知之甚少，看到我们译了那么多东西，对方大吃一惊。当然，苏联也有译介中文作品的团队，在过去的几十年也翻译了不少中文著作。
后来，尤其是文革后期，黄皮书不同程度地流入民间，有的被借阅和手抄，有的从新华书店被用单位的名义购买，往往是书店到了一批“内部处理”的黄皮书，大家奔走相告，半天时间便哄抢一空。这成了那一代中国人一种读书记忆。
复苏十余年和十年低潮
上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在中国大地迅速复苏，而最先风行的就是国人最熟悉的苏俄文学。据一位业内人士估计，那段时间国内出版了苏俄文学作品有数千种，出版物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的经典著作、经典翻译重新设计、再版，一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的黄皮书登堂入室获得公开出版，还有就是上世纪80年代苏联当代文学被几乎同步地译介过来。一反黄皮书时代游兵散勇的出版状态，一些重要作家的全集和文集开始出现。
当时，老一辈翻译家大多还健在，正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时候；新中国留学苏联的中年人摩拳擦掌想追回荒废的岁月；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考进大学的“新三届”们雄心壮志想大干一番事业，就此形成三代人共同翻译、评介苏俄文学的局面。此外，上世纪50年代的“翻译出版集中”现象有所变化，参与苏俄文学译介的译者和出版社有所增加，使得苏俄文学更加繁荣。很快国内诞生了多种专门译介苏俄文学的杂志，如北师大的《苏联文学》、武汉大学的《俄苏文学》、北京外国语言学院的《当代苏联文学》和山东大学的《俄苏文学》。大学对于苏俄文学的研究也很多，成立了苏联文学研究会（今俄罗斯文学研究会）。
就在苏俄文学的发展势头一片大好之际，1991年圣诞节，前苏联解体了。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苏俄文学翻译出版的持续低潮。
这一次的停顿不同于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的情形，是真正的停顿。张福生介绍说，人文社在这次苏俄出版低潮中完全停顿下来，自从出了苏联小说《一个外地女郎的自述》之后，整个90年代基本上没有出版过一本苏俄小说。一方面，老的文学作品都已经出“滥”了，没法再做。而巨变之后的几年，俄罗斯又几乎没有重量级的文学作品诞生，源头断流了，国内无从介绍。另一方面，相对于苏联文学的老去，英美文学携带着新的文学形式、文学观念、文学作品来势汹汹，吸引了读者。人们的视野开阔了，选择多元化，渐渐舍弃了过去单一的选择（苏联），而倒向更新鲜的欧美文学。
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南方的出版社却并没有中断苏俄文学的译介，包括诗歌、小说和一些思想性的作品。甚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前，出现了一个持续三五年时间的苏俄文学出版小高潮――以云南人民出版社为代表的一些出版单位对俄国“白银时代”诗歌的译介。“白银时代”相对于19世纪20―30年代，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黄金时代”而言，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沙皇俄国最后一段时期的一个文学创作高潮，当时涌现了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季娜依达等很多重要诗人，他们的作品在世纪末被引入中国，对中国的诗歌界有相当的影响。
而今迈步从头越
直到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俄罗斯当代小说《百事一代》，销售8000册，人们才看到一点苏俄文学复苏的迹象。近年来，人文社、上海译文社、译林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都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俄罗斯当代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文集，人文社和译林社基本上保持在每年一到两本新书的规模，且多为通俗小说。人文社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丛书里，每年都有一本俄罗斯的作品，包括《无望的逃离》、《黑炸药先生》、《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等。译林出版社最近高调出版一百多万字的《往事与随想》，算是近年来苏俄文学翻译最大的收获之一，业界却多少有点担心这部巨作“叫好不叫座”。毕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连赫尔岑是谁都不知道了。
臧仲伦强调说，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艺术一样，是真正世界公认的好东西。刘文飞也说，俄国最好的东西不是石油、军火，而是文学和艺术。当今的俄罗斯文学，在回归传统、女性文学崛起和后现代潮流三种力量的影响下，发展态势良好，他相信俄罗斯最近一些年就会出大家。
事实上，俄罗斯文学也确实不乏佳作。1992年设立的俄语“布克文学奖”展示了俄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繁盛。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布拉特・奥库贾瓦、米哈伊尔・希施金、柳德米拉・乌丽茨卡雅、瓦西里・阿克肖诺夫这些“布奖”得主堪称俄罗斯当代文学的主力军。“大图书奖”（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更是受到俄罗斯政府和一些大财团的支持，号称世界第二大文学奖。该奖自2005年设立以来，推出了《帕斯捷尔纳克传》、《爱神草》、《索尔仁尼琴传》、《阿克桑》这样的厚重作品，都非常值得译介。
但是，俄罗斯文学在今天的中国读者心中还是有点“冷”。长江文艺出版社设计漂亮的《普里什文文集》现在正在万圣书园折价销售。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版权主任李迎庆介绍，从1999年开始，版权部门曾多次向国内出版社推介过俄版图书，但反馈很有限。2006年俄罗斯年期间，俄罗斯文化节在中国举办了很多活动，但与会人员中，怀旧的中年人多，年轻人少，而年轻人才是当代小说的主要消费者。中国图书界在活动期间非常配合，北京几家大型书店都设立了“俄罗斯作家作品展示”专柜，但并不火热。记者在高校的随机调查，大学生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关注远远低于欧美和日本小说。相当一部分学生只能数出托尔斯泰等沙俄时期的作家，而且他们普遍认为，苏俄文学“总是苦大仇深的”，或者意识形态倾向太明显，总之，是“老一辈人看的书”，不现代，有点沉重，有点落伍。
刘文飞对当代中国人的阅读状况表示了很大的遗憾。首先，他提出，所谓阅读，就是读“没用”的东西，看菜谱、炒股、考试用书，那不算真正的阅读，那都不能算是书，只是做成书的样子。真正的读书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读书确实有乐趣，是为了得到读书之外的东西。即使在国力衰退、生活艰难的时候，俄国的文学杂志《新世界》发行量还是很可观。他曾经跟一个法国作家谈版权，法国方面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一本书常常只印3000册。对方是法国的一个不算大众的作家，每本书也能印5万册，每隔两三年还能重印。
张福生则更多地从出版发行角度叹息，他认为俄罗斯文学非常有价值，而且当前的翻译水平总体也还不错，可是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就是不红火。另外，在这样一个时代，通俗文化和物质需求高于精神需求，而俄罗斯这个民族天然地深沉、深刻、厚重，“文以载道”、人道主义、人类悲悯的情怀和传统很悠久，与当前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不太搭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过去的火热本来就是不正常、非理性的，现在的回归也属正常。他期待着俄罗斯文学翻译在辉煌过去的基础上，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本国国力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如今在全世界范围都受冷落，而且西方的文学评价对此也多偏见，喜欢俄国反政府、反对现政权的东西，俄国人自己开玩笑说，德米特里・贝科夫要么得艾滋病，要么写一个反政府的长篇小说，马上就能得诺贝尔奖。
当然，毋庸置疑，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当前的有些翻译也不好，影响了读者的选择。甚至有年轻的翻译家感慨，经典著作还是别翻译的好，否则，在被翻译完成的一刻，经典就已经永远地死去了。大名鼎鼎的巴别尔的《骑兵军日记》、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非文学类）等，因语言生硬、错误百出等问题，在圈内和读者当中恶评如潮，就是例证。这种“把好作品翻译死掉”的现象，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有年轻的翻译家认为，俄罗斯文学在当今的冷遇，根本原因还是宣传、翻译和研究各方面不到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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