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走了，大家都在追思他、缅怀他。我也借此机会，将我自己与季先生有过的三个特殊的因缘记录下来，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我与季先生的第一个因缘，是我在读中学备战高考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是
我与季先生的第二个因缘，是我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我翻译一篇与冯友兰先生有关的英文学术论文，涉及到佛教方面的一些词汇，查遍手头的字典没能解决。正好那天我与同寝室的学友王瑞昌兄晚饭后散步，信步走到朗润园十三公寓季先生家门前，我们突发奇想，想进去讨教这个问题，并借机拜望季先生，以表达我们的孺慕之情。于是我们便冒昧地敲门进去，季先生那天正好也是饭后，正在与家人聊天，看见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进来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诧异。我即向季先生提出了需要解答的问题，季先生当场便作了解答。我那位同学是儒教信徒，深受海外新儒家的影响，与季先生谈起了季先生老师辈的冯友兰先生，语多批评，并且言词激烈。季先生听罢温和地莞尔一笑，答道：“冯先生是圣之时者！”这句月旦人物极为经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不愿多打扰，很快便告辞了。临走时，季先生让我们将联系方式留下，我们向他老人家鞠躬如仪。未曾想到第二天，季先生让他的学生，我记得是高鸿，给我送来了一封亲笔信。信的原文如下：
仲平同学：
昨晚你提了关于“三身”的问题，由于我老眼昏花，没有十分看清楚你写的字母。现将正确的写法告诉你:
三身 梵文 tri-kaya
dharma-kaya 法身
sambhoga-kaya 报身
nirmana-kaya 应身
nirmana不是nirvana
专此，即祝
近安
季羡林
1996.4.4
手捧季先生一笔不苟的教示，我大为感动并深受教益，人们常说身教重于言教，夫复何言！我现在想，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从事学术文化工作的学人，像我一样，也曾受到过季先生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这是我与季先生的第二个因缘。
我与季先生的第三个因缘，是2000年我从美国游学归来，在中国文化书院驻足。这段时间，与季先生见面的机会比较多。2001年是季先生九十大寿，季先生的声望正如日中天，书院准备给季先生单独祝寿。汤一介先生命我写一篇介绍季先生生平的文字，季先生本人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材料给我。此前我已读过季先生不少的作品，借此机会又读了他更多的作品。他关于语言学的文字我是不大懂得的，但是他关于历史学的文字，他关于文化学的文字，他的散文以及回忆性的文字，当然包括正风靡一时以致洛阳纸贵的《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等，我都读了不少。那段时间季先生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就是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乍一看似乎有点宿命论的味道，甚至有人认为有点像风水先生望气。季先生的观点与当时其他学者的观点不甚相侔，如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观点相比、与费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相比，似乎显得不那么深刻、周密和圆融，从而引起一些争议，甚至遭人诟病。因此，有爱护季先生的友好建议让我将与此有关的文字删去。但是我认为以季先生的学养、阅历和身份郑重地提出这么一种文化观念，自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它真切地表现出“一位东方学者的历史见解和文化信念”，所以我仍然坚持保留这段文字。汤先生看后同意照此发表，后来钱文忠兄见到我似乎也表示认可这个评价。即使现在来看，季先生的这个论断，起码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也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我现在想，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国人，像我一样，也曾受到过季先生的人文情怀、文化观念的启发和激荡，这是我与季先生的第三个因缘。
我在那篇评介季先生文字的最后，曾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我认为季先生称得上是集爵、齿、德三者于一身，一身而三任焉，故以此美言为季先生祝寿。从爵位上讲，季先生曾做过北大文科校长、人大常委，相当于古代的国子监祭酒或现代的部级干部；从年齿上讲，季先生当时已年届九旬、齿臻耄耋，已登“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之寿域；从道行上讲，季先生的道德文章天下传颂，人品学问为海内外所共仰，因此用“天下之达尊”来赞美季先生不为过誉、不算溢美。我之所以如此评价，也是因为联想到改革开放初期，李泽厚先生曾有一篇题为《破天下之达尊》的宏论，当年他之所以提出要“破天下之达尊”，显然是为了解放思想，故尔放言高论。时移势异，我们现在需要的，则是要以季先生的人格形象为表征，“树天下之达尊”，以与世垂范、以为民立极，并且希望能够借此砥砺士节、拯救时弊。
现在季先生走了，尽管距离百岁整寿功亏一篑，不免令人扼腕，然而也已然超过梁漱溟先生、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所能享有的九五高寿，更非常人之所能及，因而称得上是功德圆满、寿终正寝，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可以说是“喜丧”。我景仰季先生的道德文章，现在回忆起自己与季先生有过的三个特殊因缘，更加体认到季先生的伟大，也更加怀念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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