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之前媒体的报道，大都将中国图书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走出去”的问题，其实，人文社科、文学、教育、少儿、财经、科技等各类别图书，经验不同，路径不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所以，本报特别策划中国图书“走出去”地图之系列报道，把脉各细分图书“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以期为中国出版人奉献一份更翔实、更具现实意义和操作价值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纵横坐标图和线路图。
人文图书走出去的“阿喀琉斯之踵”
本报记者 陈香
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价值的图书就是人文社科类图书，然而，人文图书要“走出去”，难度要大过其他图书板块。究竟是什么在制约人文社科图书“走出去”，什么是人文图书“走出去”挥之不去的梦魇？
摊开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代表中国文化象征符号或者元素的图书，如气功、菜谱、中医药等，依然是“走出去”中的基础板块，文学作品，因为满足了“人们对于生活可能性的无差别的想像”，也是一个比较有成效的门类；最近几年，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自然科学方面，国外表现出了比较多的兴趣，语言类的出版社走出去的品种比较多，而惟独人文社科图书，虽然已经“增大了走出去的趋势”，但是，“人文社科类图书要走出去，难度要大过其他板块”，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李昕表示，尤其是人文社科方面的理论著作，“西方国家可能还没有形成多大的兴趣”。
事实上，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价值的图书就是人文社科类图书，人文图书的“走出去”可谓是中国图书、甚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中之重。然而，究竟是什么在制约人文社科图书“走出去”，什么是人文图书“走出去”挥之不去的梦魇？又如何打破此种制约？在出版界“走出去”的强烈愿望的大背景下，出版界一级一级地提出数字要求，其间，在人文社科图书出版领域，又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无论如何，中国的人文社科出版人已经进行了种种努力而卓有成效的探索。“走出去”的征程，尽管有尚需“假以时日”的因素，但也有了种种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方法，一句话，“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能力在明显增强”。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如是表示。
“走出去”路线图
文化像水，往往是从高处往低处流。虽然，现在的中国在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了，但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不能和西方国家相比。近百年来，西方文化领先一步，我们从西方拿来，到今天，要想彻底改变这个局面，可能还要假以时日”。李昕分析，现在，人文图书的版权输出大多还是在东亚，在中华文化的影响圈里，尤其是在港澳台地区。
当然，最近两年有些变化，人文社科类图书越来越增大了走出去的趋势。中华书局是做中国传统文化出版物的，这类出版物往往在海外市场上比较吃香，所以，中华书局一直是版权输出大于版权引进。李岩的感受是，“中华书局原来的版权输出更多是限于港台，包括日本，但是这两年韩国购买我们图书版权的特别多，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欧美”。究其原因，李岩认为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世界加大了认识中国的需求，同时，他敏锐地发现，这几年来，虽然输出的人文社科图书里边还有大量是中国古代内容题材的，但明显地与现实有了某种关联点，比如《狼图腾》，很难说清楚是文学作品还是纪实作品，包括像《于丹〈论语〉心得》，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文化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新的解读方式，特别适合年轻读者的需求，是一种普及读本。
但总体看来，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人文社科图书比较感兴趣的，大都还是局限在传统文化领域，尤其是还局限在古代的经典作品里。“在海外最广为人知的经典就那么几本，《论语》、《孙子兵法》，有关老子和禅宗的书。”李昕说。李岩的具体感受是，中华书局“走出去”的图书，确实还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为主体的，比如正说系列，国史十六讲，关于孙子兵法研究的《兵以诈立》等，“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对传统文化进行认识、研究的著作更多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社科图书尚缺乏一些最权威、最基础的读物，造成英美主流世界普遍对中国缺乏完整了解”。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提出，我们现在多在阅读引进发达国家的历史文化著作，但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图书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植，“国外人不了解中国，这是最大的问题”。
同时，贺圣遂提出，人文图书要真正“走出去”，就应该在传统文化之外注重现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内容，注重输出对现今中国可以增加了解和认识的东西，输出可以和世界接轨的现代性的图书，“一定要警惕世界把我们看成停止、凝固、不再发展的文化，把现代化的中国仍旧看成是一个奇异的尚未开化的东方神秘国度。”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过程。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继续进一步繁荣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的经济强国之一，那么，不仅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辐射力会进一步加大，世界眼光也会更多地投射到当代中国来。
试船出海
三联的人文学术图书“走出去”，首先考虑的还是港澳台地区，其次则是东亚。其实，很多学术著作，三联已经实现了和港澳台地区的同步出版。“现在，三联的一些学术著作，我们做简体字版，他们做繁体字版”。据李昕介绍，现在，三联正在和韩国、日本，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东亚学术文库”，计划推100种，三种文字同步出版，而促成这件事本身，“也克服了很多困难”。
但李昕的总体感受是，内地出版社做的宣传和推广不够，国外对我们的了解不够，引进的兴趣就自然提不起来。“国外出版商那种穷追猛打的精神确实是我们所不能及的。我去参加国际书展，或者就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给国外的一些出版商留下名片，他们就会用E-mail和我保持联系好几年。特别是一些小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虽然也身在英语世界国家，但本身并不强势，向外推销自己的愿望就特别强烈。”李昕说，其实，中国的地位和这些国家差不多，也是被忽视的群体，但主动性就相差很多。
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已经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是英文版的首付版税就达10万英镑，是中国图书“走出去”不可多得的成功案例，李岩的深切感受是，国际性的出版传媒机构超强的营销推广能力造就了《心得》“走出去”的神话。
“《于丹〈论语〉心得》在海外出版过程当中，也有多家海外出版机构代理人上门找我们，经过多番比较，我们选择了麦克米伦公司。”从宣传策划到合同洽谈，双方往复几个月，李岩说，最初他们就感觉这本书会成功，因为麦克米伦公司所表现出的专业。现在，《心得》已经做了将近30个版本，英文版就分为欧洲版、美国本土版、英国本土版，亚洲版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版本，每一处都有不同的营销推广方案，和详细系统的跟踪。这些国际传媒巨鳄，甚至在一年以前就开始了市场策划活动，“这在我们是不可想像的”。李岩说，这次合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经营数据上的意义，“我们现在知道，哪些书应该和哪些机构来做，这对国内很多出版社来说，是个过程”。
“我们需要对海外的出版机构有所了解，通过他们的传播能力来走出去。”但李岩也同时承认，《心得》成功的原因也在于它在国内的销售狂潮，引起了海外同业的关注，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偶然性。
复旦大学社“走出去”的经验是，“我们凝聚了一批优秀的作者”。目前，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即将在欧洲老牌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翻译过程当中；樊树志的《国史概要》韩文版已经出版；《中国游侠史》已经在日本翻译出版。贺圣遂认为，这些走出去的人文图书，其品质都是一流的，复旦社的学术品牌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他想提醒的是，“一定不能忽视中华文化在华人世界的传播。中华文化首先要巩固在中华文化圈的影响力，才能谈跻身世界主流文化。”同时，他真切的感受是，人文学术图书，“请出去才能走成功”。“现在我们急于走进第一世界，但输出和引进都有前提，那就是，你的文化是否优秀。如是，别人就会花力气帮你走出去”。
其实，中国出版界既懂外语又懂版权的专业出版人才比较缺乏，更缺少专门跑国际图书市场的国际性专业发行人才，尽快培养一支能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打拼的人才队伍，也是能否“走出去”的关键。同时，国内的出版、发行单位绝大多数是把图书“捎带着”到国际市场上去“碰运气”，而不是从策划、印制、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全方位地瞄准国际市场。
现在，很多人文社科类出版社与世界知名出版机构的学习培训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比如，“我们的版权经理到兰登、麦克米伦去学习实践一两个月时间，了解他们的流程和出版模式，同时，适时提供图书信息”，李岩说。他的判断是，未来的“走出去”的趋势可能就是定制产品，对某一类的读者群体的需要，或者根据某一国外出版商的建议，生产和设计产品。对于目前一些“走出去文化投资和运营”的说法，几位出版人的感受是“还是有点远”，因为“走出去”根本的目的还是，“别人对你的东西感兴趣”，否则，就是帮别人运营文化。
问题与困惑
现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也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推广计划，包括在出版上给以便利条件，经济上给以支助，对于学术文化图书“走出去”是有很大帮助的。比如前述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三联版的楼庆西的《中国古建二十讲》，就是得到了对外翻译推广计划的资金支持。“学术文化图书的翻译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要找到合适的人，成本很高，没有资金支持，解决后顾之忧，学术文化类图书走出去不容易。”贺圣遂和李昕感慨。
贺圣遂表示，政府对人文社科图书“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是相当大的，但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多做一些国外需求的调研，使“走出去”有更多实际的把握。同时，在支助项目时，如果抓一些典型试点，或者效果会更好。
现在，国家也在考虑设立文化产业基金，包括一些省份也在设立，要提高海外传播能力，李岩的建议也是，不应该是一种撒胡椒面的做法，还是应该集中对一些重点项目给以强力推动。“现在国家有这样的财力，民间也有这样的游动资本，做这样的投入，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推动我们的文化传播。当然，民间资本需要回报，财税管理体制需要有一定的变化，对于捐赠有免税的办法来进行鼓励。”
对于重大项目的认定，李岩的建议是，国家可以设立专家库，委托专家以投票的方式、匿名评审的方式来确定，“由中介机构和权威人士来确定，这样的做法，其实更具公信力。”同时，李岩发现，通过一种对外宣传的渠道来“走出去”，带有很多官方色彩，在对外宣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出版物沉淀下来，没有送达到国外读者手中，而是滞留在海外的一些机构里。
几位出版人一致的意见是，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政府不一定要冲在最前面，应该多让一些中间组织、文化单位参与其中，还应该推一批在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让文化活动少一点官方色彩，可能往往还会事半功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走出去”工程中，已经出现了急功近利和追求数字趋向的问题。“如果把走出去多少个品种作为一个任务，每年必须要完成的一个数字，一级一级提出要求，那么，下边的一些出版机构、包括出版管理部门就会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出现弄虚作假，或者专门做一些只为卖版权的书，你做我也做，重复出版，降低质量，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表示。
李昕翻阅一些走出去的成果图书，他认为，“有些书做得不错，但是，也有很多响应走出去号召的书，没有看出有很高的质量”。
诚如前述所言，文化是水，“如果通过时间、空间来掌握进度，则必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贺圣遂如是言道。
突破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瓶颈
本报记者 舒晋瑜;
文学出版“走出去”面临何种困境，出版方又该以怎样的应对措施提升图书品质，开拓走出去的渠道？
在中国图书出口战略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文表示，尽管中国的图书出口对外交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中国整个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来说，图书交流还是相当小的一块。图书进出口的总额相对于中国对外经贸交往的总额来说，几乎微不足道，实际上还在起步阶段。
文学图书的输出情况概无例外。中国文化如何能够走出去，中国图书如何能够拥有更广泛的交流平台，这个严峻的挑战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国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的需求，还在于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主要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出版业和传统的营销传播发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文学出版要走出去面临何种困境，出版方又该以怎样的应对措施提升图书品质，开拓走出去的渠道？
各有门路
说起近3年来的版权输出，易中天的作品可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杀手锏”，他的《品读中国》《品人录》等图书，都做了输出代理，输出的方向主要是东北亚、日本、越南，而且是直接进入到当地国家的主流出版社及主流市场。“与中国有大致的传统文化背景，是易中天作品传播到国外的因素之一。其次是利用了大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题材，通过演讲的形式，用现代人的观点诠释传统文化，这样的好书容易走出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介绍说，除此之外，他们与美国的读者文摘有限公司合作，输出了《沈从文和他的湘西》、《王蒙和他的新疆》（翻译到美国是《美丽的新疆》）等作品。他认为，能走出去的作品一定是好看而有趣的，如果每句话都有注释、太过复杂，作品输出会有阻碍。另一方面，从事版权输出的负责人不能频繁更换，否则缺乏信任度。
在文学作品输出这一平台上，80后作家活力四射。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介绍说，很多国外的出版社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点名购买80后作品版权，认为他们现代写法的作品反映了中国的当代情况，七堇年的《大地之灯》、落落的《尘埃星球》、笛安的《西决》都在洽谈之中，将分别被翻译为西班牙语、英语、意大利语，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则有英文版、日文版。青春文学的传播方式与传统出版的套路有很大区别，“青春写作变成实现梦想的机会，作者本身的个人魅力与文化公司的宣传运营相结合，将写作者直接打造成了‘超女’、‘快男’一样的明星，下游才是传统出版，这已经形成了青春文学的产业链。”北大教授张颐武称之为“自助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发展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黎波认为：“一段时期卖得最火的作家，都是无名新人。未来中国文学的走向，不是躲开生活和时代在家里闭门造车的某些专业作家，一定是在生活、在时代体验中有特别感受的人，他们有一定文字能力和较为稳定的生活观以及深刻的思想性，比如《明朝那些事》加起来销售达300万册，《藏地密码》已超几百万册，这些现象一定要引发我们的反思。包括《狼图腾》，也不是专业作家写出来的。”
瓶颈何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表示，中国文学早已引起世界关注，国外出版商对中国文学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过去国外出版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偏重于不同政见或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华文明只停留在裹小脚、留大辫子的层面。现在他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更关注反映中国当下的文学作品。
走出去的巨大障碍是语言。国外很多大出版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版权输出，结果都陷入翻译的漩涡。国外出版商似乎对中国译者不太信任，更希望能用他们本国母语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然而对中国文化传承比较了解的汉学家屈指可数，于是中国文学作品如何在国外落地成为棘手的现实问题。潘凯雄认为，在文学图书走向国外的过程中，国外出版商的观念变革比具体操作更重要。文学图书的翻译不同于其他图书，需要文学、艺术等综合素养，是对译者文化能力的综合考验。尤其今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出版商压缩了投资，走出去的速度愈发缓慢。面对这种情况，潘凯雄很沉得住气，他说：“任何事情都有规律，按规律办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最主要的。”同时，他也指出，不能以走出去为目的，还必须注意作品的覆盖面，按照成熟的版权贸易规则交易，一定不能把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学作品贱卖掉。传播的核心一定是要尊重自己，过于急功近利地走出去，反而会让人看不起。当我们的国力足够强盛，版权输出的进展也将会顺理成章地加快。
截至目前，《狼图腾》已经有近30个外文语种的翻译合约，其中，有作者直接和外方出版社签约的7个语种，由“企鹅”公司代理的外文版权（已签约）的有16个语种。虽然《狼图腾》只是个案，作为版权输出的成功案例，仍然有其值得分享的重要经验。黎波的深刻体会就是，首先要抱定是好作品，其次是好作品一定要做到位。“能卖30万册的不卖9万册，图书生产要走产业化的路子。你的图书做出影响了，才会被关注。介绍中国的文化，一定要把传统的文化糅进去。有一些作品不错，但是观念、写法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生硬。”黎波说，最近这几年出版快速发展，文学却进展缓慢，也是规律中的事情。按以往的经验，大的历史事件会促生一批优秀的经典作品。比如二战结束，战争题材的作品落地生花；共和国成立，反映国共两党斗争的作品也不乏优秀之作；文革结束，“伤痕文学”开创以文革为题材的先河；伴随着改革开放，文化的标准和要求一点点放开，读者对阅读内容有了更高的要求，对生活、对某一事物有深刻认识的人能否用新的概念来写作，也是一个挑战。他认为，当我们的国家实力达到一定水平，中国文学才会影响世界。如果文化不够先进，就无法影响别人。
何以应对
“自己的作品能不能打到国外，到达到什么程度，好像作家同行也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身为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对此深有体会。因为但凡有影响的中国作家，在国内出版一部图书，版税能达到15%左右，出版社发行1万册就能够赚钱；同样的图书输出版权，在国外未必有同样的销量和影响。发行量小、版税低，加上翻译和出版以及协商过程的诸多成本，往往得不偿失。何建明认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进展缓慢的原因，有翻译的因素，有国外出版社对中国图书和作家情况了解不够的因素，还有中国作家的创作内容本身的因素，国外市场对中国作家没能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也是不能排除的关键原因。
“我到澳大利亚，到南美，与墨西哥、巴西等国家的同行交流，发现他们对国内图书市场很感兴趣，也非常渴望了解中国作家，具体操作上，遇到的仍是翻译和成本问题。”何建明说，中国人的开放度和购买力比国外强，而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学有偏见，关注度也不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国作家的作品评价度尚有欠缺。何建明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道路还很漫长，今年中国作家协会将组织80位作家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为新的中国的形象和文学形象起到好的宣传和推荐作用。
多数出版家都认为，作品输出的渠道不成问题。或者通过新闻出版局、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或者汉学家、经纪人，关键是如何遵循游戏规则。“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外对中国图书的需求加大，我们首先要树立中国文化的自信心，逐渐克服语言障碍。”郏宗培提出，有时会出现多家出版社哄抢一本书的版权引进，造成版税过高。引进和输出版权最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应该遵循与国际接轨的游戏规则，一切应该按规章制度做事。目前来看从事版权贸易的专业人员不够，希望有关部门能有意识地多建立相关机构。
文学作品的输出，不只是文学方式的引进，更是社会观念的引进。在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单占生看来，文学作品要取得西方社会价值观的认同不容易。在人类所关注的共同问题上，中国作家应该引起重视的，包括人性与战争、人道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等，中国作家关注了世界各民族共同关心的问题，才能与西方对接，才可能形成文化和观念的共同理想，形成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话的机制和可能。单占生认为，中国作家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对话的话语平台，大概是由于我们过多地注意了民族性的问题，而忽略了寻找相同价值观念，这是中国文学很难走向世界的原因之一。“文学要反映现实，但不能急功近利地反映现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放弃文化的追求和理念，在中国的文化中寻找崇高的、有创造性的价值，从而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对国外读者的生活产生具体影响。”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世界关于中国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多。通过图书出口，有利于全面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张福海指出，新闻出版总署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为助推图书进出口公司、出版企业将更多更好的中国图书输出到全球，将致力于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促进图书出口贸易和对外出版的深度融合；其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第三，面向多种生产主体、经营主体打造更好的图书出口平台。”张福海说，除此之外，完善行业管理也很关键。中国的图书出口已实现全面开放，参与出口的企业相互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竞争失序、价格混乱等问题。政府将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和完善行业管理，制订政策法规，规范市场行为，最大限度减少无序竞争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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