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西德自民党（FDP）与基民联（CDU/CSU）在如何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宣布退出联合执政协议，接着由社民党与基民联组成的大联合
“议院外反对派”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政党，而是一场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参与的社会政治民主运动。它追求把联邦德国社会“变成非官僚主义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便创建一个“公正的、由大家共同管理的新型的富强国家”。它高举起促进社会变革的大旗，呼唤人们的政治批评参与意识，提出每个公民人人都有权利参与国家政治，而不是将这个权利托付给政坛上现有的政治大党。它批评现有的议会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批评主流政治对左派人士的敌视，积极地为个人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个人自我发展、保证民众生活水平而斗争。
可以说，“议院外反对派”发展到后来，成为6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生活中与政府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一极。联邦德国政府为了对付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采取了行动，在1968年颁布的《紧急状态法》，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限制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这又激起“议院外反对派”更大的抗议和反对。
大学生运动
1968年，联邦德国的大学生运动（也包括一些高中生）在“政治化”活动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年青一代反叛主流文化运动以及美国大学生运动的影响下达到了高潮。大学生运动在联邦德国的兴起，除了有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外，还有以下的原因：学校内部的专制，教授对学生进行家长式的管理，教学体制的僵化，教学内容的陈旧。“博士帽下是千年的霉朽”，是当时大学生们对学校举起造反旗帜的一个流行口号。要求教育改革，实现人人（社会）机会平等等内容，成了大学生运动的激发点。
此外，1963年12月下旬在法兰克福开始的对当年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的公开审判（审判到1965年才结束），揭发了长期以来被人掩盖的法西斯残害人类的罪行，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不仅震撼了社会，也让人们认识到必须对法西斯思潮保持高度警觉。只是在学校和家庭受过很少一点关于纳粹德国历史教育的大学生被极大地震撼了。这一代人在战后年代出生和成长，没有历史包袱，他们抗议政府的教育政策，反思长期以来被人为淡化、回避的历史问题，抨击和清算他们的学校和他们的父辈在当年对纳粹政权姑息纵容和为虎作怅的行为。这些被造反烈火灼烧得难以安宁的青年人，怀着年轻人固有的理想主义情结和对现存体制的不满情绪，不仅为“议院外反对派”冲锋陷阵，而且还干出一些不亚于其他欧美国家年轻人的激进行为。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1968年，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要求在召开的日耳曼学大会上讨论时事政治，被拒绝后，竟制造了大会爆炸事件。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议院外反对派”政治活动和大学生运动的发生，除了有上述的原因外，还有其国际背景，如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越南战争使人们对世界和平感到担忧，人们注意到工业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注意到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安哥拉的压迫行为，注意到南非白人政权的隔离政策，注意到跨国集团公司对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掠夺……“越南”和“第三世界”成为联邦德国街头讲演、群众集会讨论的中心话题。联邦德国政治家出于各种原因对这些话题的无动于衷的态度，联邦德国政府作为北约成员国在财政上对越南战争的支持，更加激怒了声援越南和同情第三世界的民众。
“法兰克福学派”
政治上的愤慨和道义上的愤怒，是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浪潮中的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以特奥多尔・W・阿多诺、马科斯・霍克海默尔、赫伯特・马尔库塞、于尔根・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求助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和方法，求助于马克思早期著作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发表了“社会批判理论”，即关于社会批判和文化工业批判的哲学、社会学学说。他们指出，“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人的自由解放，有赖于社会的公正、合理、人道”。这套理论对现实批判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为“议院外反对派”的政治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大学生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特别是拥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马尔库塞，在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和现代乌托邦理论上一贯坚持激进立场。他的哲学被誉为是“造反哲学”，他也被奉为左派团体和大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站在时代意识的高度，马尔库斯对文学也有很多见解。譬如对艺术与社会、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解释，他就把否定现实的批判思维作为废除异化的根本前提，提出真正的文学既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又是对解放的期望，宣布“革命是艺术的本体”，指出革命构成艺术的实质，艺术的永恒任务是颠覆，艺术在当前反对现存社会的政治斗争中是一种武器，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武器。他的观点给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化”浪潮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以观念和理论上的新依据。
社会的“政治化”浪潮，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文化气候。“议院外反对派”政治活动和大学生运动的高潮迭起，不断在激励着作家对文学的作用、功能、意义和价值进行新的认识、理解和定位。社会、政治动荡不宁的60年代，也是一些受到“政治化”浪潮裹挟的文艺家格外引人瞩目并主导这个时期的文学的年代。
文艺政治化
在1961年联邦德国大选即将举行之前，马丁・瓦尔泽主编出版了《可能的选择》一书，二十多个作家撰文自称“左派”，支持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当选。1965年，联邦德国面临60年代的第二次大选，汉斯・维尔纳・里希特选编了文集《主张一个新政府》，二十五个作家又写文章以更加坚决的态度、立场和更加明确的语言，表明要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君特・格拉斯为首的十七个年轻作家还组成了一个“选举事务处”，直接帮助社民党进行选务工作。
60年代“文献剧“的代表作家彼得・魏斯就是一位无论在思想表露还是作品表达上都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作家。1965年。魏斯发表了《在分裂的世界中一个作家的十项工作要点》(10 Arbeitspunkte eines Autors in der geteilten Welt）一文，向社会大众宣告自己信仰社会主义，并在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所写下的和交付出版的每一句话都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每一句话都以与多数民众的联系为宗旨，以便在那里获得一种特定的效果。”魏斯的“政治化”过程，是60年代联邦德国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化”进程的一个模式，这个进程是这样的：先是反顾纳粹德国问题，重新洞察历史，从社会经济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是法西斯主义和当前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而后是批判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主义政策与行为，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呐喊，再下来就是批评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霸权行径，谴责美国大兵在越南的胡作非为，作家在关心政治的过程中情绪变得越来越激烈，思想激进，政治宣传鼓动倾向愈加明显。
在社会“政治化”浪潮的鼓舞和刺激下，左翼作家们纷纷表现出斗志昂扬的气势。他们相信文学艺术是可以具有政治性的，是能够起到社会政治作用的。他们推崇马尔库塞提出的艺术政治化、政治美学化的革命文艺观念，把文学当做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工具，宣布“文学就是行动”，就是一种使国家、政治、社会得到改良变革的“公开行动的多种形式之一”。诗人恩岑斯贝格还专门为此写过一首名为《对文学问题的最后一个表态》的诗歌，以敦促作家们将文学活动置于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步伐之中。诗中写道：
亲爱的同事们，我对诸位不能够理解/你们为啥总是言必黑格尔和卢卡契美学？／为何日日都把自己／置于陈旧的观念之下？/为什么你们害怕／当小丑？／害怕为人民服务？
这种“公开行动”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一些作家义无反顾地转向采用了他们认为比搞文学创作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形式。一些作家发表文章称，在社会的政治斗争进入高潮时期，还在搞文学创作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还有人认为“写传单、小册子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为了政治上的追求，有一些情绪格外高昂的诗人、作家，干脆“搁笔”，放逐了文学――文学，要么被认为是行之有效，要么被认为没有必要。这也是当时一种典型的作家“政治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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