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走出去”地图

编者按：中国图书“走出去”，现在正当时。举凡大国之崛起，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文化观、价值观能为世界所认同，成为世界主流价值观。而图书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尽

遗憾的是，之前媒体的报道，大都将中国图书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走出去”的问题，其实，人文社科、文学、教育、少儿、财经、科技等各类别图书，经验不同，路径不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所以，本报特别策划中国图书“走出去”地图之系列报道，把脉各细分图书“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以期为中国出版人奉献一份更翔实、更具现实意义和操作价值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纵横坐标图和线路图。

如何适应国外读者需求，打入对方的主流销售渠道，并在此过程中，为出版社和国家争取较高的版税收入，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教育出版界人士热议的话题。

教育图书

“走出去”，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陈菁霞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步伐也得到相应的提升。作为图书中的一个类别，教育类图书在走出去的版图中也占据着一席之地，据统计，到去年年底，国内出版对外汉语和外向型图书的出版社已达80家左右。对比几年前零星的几家专业出版社，这种发展速度可谓惊人。

除了对外汉语，中国的心理学、数学、教育理论等也是国外同行关注看好的出版领域，如何适应国外读者需求，打入对方的主流销售渠道，将中国的教育产品真正的推出去，并在此过程中，为出版社和国家争取较高的版税收入，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探索走出去更好的路径，已成为教育出版界人士热议的话题。

气象一新

2005年，国家汉办在昆明召开制定国际汉语教学的规划会议，到其后的世界汉语大会，以此为肇始，整个国家在国际汉语推广方面的力度一年比一年大，与之相应的是对外汉语的出版也出现了新的蓬勃景象。

据外研社汉语出版分社社长彭冬林介绍，近几年来，外研社每年出版的走出去图书约有七八十种，除了少儿出版、综合语种等出版分社外，他所在的汉语分社每年出版近四十种，占了全社的一半。汉语分社出版语言类教材比较多，其中又以汉语语言教育为主，也包括中国文化读物，“这两年国外市场的增长越来越快，中国力量强了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学习汉语。”由外研社和美国圣智集团合作出版的《汉语900句》，是外研社和国家汉办合作的重点项目，自出版伊始，到现在全球已有15种语言的版本。后来，国家汉办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作，以此内容为基础，将《汉语900句》作为广播教材推广。至今，各种语言和形式的销售量合计达到了六、七万册。

“我们社儿童读物走出去的相对多一些，教育类集中在中小学数学教材和心理学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权部经理尹莉莉说，目前他们正和韩国出版社在谈数学教材的版权输出，因为课程标准比较接近，对方想借鉴中国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心理学方面，《儿童动作心理与发展》，几年前将版权输出给中国台湾出版社，“过去一直是我们在引进人家的，这本书完全是国内原创的，比较有代表性”。

而2005年和2006年在版权输出方面连续位居全国第一的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这几年陆续推出的《汉语会话301句》、《汉语口语速成》、《新实用汉语课本》等语言学习教材在世界各地也广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此外，和美国萌芽（Sprout）公司联合出版的《图卡走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被美国奥组委指定为美国运动员的汉语学习手册。说起外向型图书的现状，副社长张健的语气里充满了自信。

此外，由于中国基础数学教育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关的图书在国际上也得到了高度的认可。近几年来，江苏教育出版社已先后向外推出《数学大王》、《语文大王》、《小学奥数读本》和《初中奥数读本》系列读本。前两本主要面向华语地区，后者则通过培生教育集团用英文在全球推广，此外还被韩国引进，以韩文出版。苏教社总编辑、同时兼任江苏凤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教材服务中心)总经理的王瑞书表示，教育图书走出去“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从我们苏教社来说，尽管我们也很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遇到不少困难，难尽人意”。

经验之谈

国力的增强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推动，带动了图书走出去的力度，开辟了一片灿烂的前景。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如何开发出符合国外读者需求的图书产品，打入所在国的主流渠道，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困难，为下一步中国教育图书更好的走出国门，会将是一件富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如果说北师大社数学教材被韩国引进，是因为亚洲国家的课程标准比较接近，那么苏教社教材和同步教辅走出去所面临的困难，正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问题。“单纯的教材教辅很难通过版权贸易走出去，相比较而言，无论是《数学大王》系列还是奥数系列，它和我们学校的学科教育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它是一个第二课堂或兴趣读物。这对我们或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王瑞书分析说，因为课程标准、考试目标和教学体系不一样，再加上趣味性不强，这些教材教辅自然吸引力就不大了。

据此，王瑞书提出设想：和国外出版社联合开发中文版本的低幼趣味数学读物。而这种合作模式在外研社和北语社的对外汉语出版方面，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汉语900句》之所以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在彭冬林看来，是得益于中外双方共同组织编写队伍，共同出版的运作机制。以前，我们一贯的做法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编好以后到国外去卖，往往局限在华人市场。现在，外方专家的加入，这样的编写队伍保证了它能够适应当地的市场，同时，通过合作出版，利用对方渠道，进入到当地的主流市场。同样成功的，还有2007年外研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合作出版的《我和中国》，发行以后市场势头也很不错。并且于出版的当年获得了该公司的“最佳签约奖”。

尽管张健表示由于双方在地域上的分离，在采取何种模式、分工、后期运作、利润分割等方面很难达到一致，但在合作出版方面，北语社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如《汉语会话301句》、《图卡走中国》等。她介绍说，《汉语会话301句》原本是本版教材，后经和美国BARRONS（布朗）公司合作，对方提供美国的市场需求信息，北语社根据这些信息来重新改编。出版以后，对方负责销售。由于针对性很强，比较适合美国读者的特点，市场表现相当不俗。即便是在单纯的版权输出上，北语社在具体做法上也是分地区的不同有所侧重。“如日韩等国，我们侧重版权的输出，有的国家则侧重本版书的直接销售。因为每个国家的需求不一样，市场渠道也不一样。”

艰辛和困难

利用中国编辑对内容把控和国外公司对市场把控这两方面结合的优势，彭冬林将这种中外双方共同编写合作出版的模式称之为“借船出海”。然而，在教育图书（或者大而言之，包括所有种类的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航程中，依然充满着艰辛和困难。

首先是我们自身方面的问题，和国外的出版商打交道，需要一批熟悉国外出版、了解国外惯例的专业人才，这样才能和对方展开有效的讨论、谈判、做出周全恰当的计划。而当前，我们对国外市场的了解还不那么充分。“人才队伍上，还需要积累和培养。”彭冬林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而且，对于单体出版社来说，需要国家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让中国的出版社和国外的出版机构有很好的对接。张健感慨说，走出去的资金投入比较大，成本高，出版社的负担较重。以北语社为例，他们每年都会派出四、五十人到国外不同的教育年会上去，这对一个出版社来说，需要一定的魄力和前期投入，才能够做得到。如果国家有这方面的奖励，出版社就可以安下心来扎扎实实的做些事情，同时也可以避免出现一些出版社只重版权输出数量，无视输出成效，做表面文章的现象。

当前，在图书走出去方面，我国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层面上，基本还是以版权输出为主，并且对输出后的后期监控和市场表现，我们还没有深入的跟踪工作，“还需要再细化的工作，提高我们输出的有效性。”张健如是说。

对于教育专业理论图书走出去的前景和未来，王瑞书指出当前中国的研究成果比较薄弱，这需要我们的教育学家们能够耐下心扎扎实实的做些实证性的研究，如果仅仅采用思辨性研究模式，从文章到文章，只有观点和理念，势必很难得到国外的接受。“人家对你的研究成果都不认同，相关的图书又怎么能够走得出去呢？”

他寄望于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上升，“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后，我们的教育出版也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不光是数学学科，还有心理学、亲子教育等教育学研究都需要更多的被世界公认的成果”。的确，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来认识、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这也正是我们走出去的真正目的所在。

从整个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类别来说，少儿应该是最容易走出去的，甚至，在今后，“少儿图书可能会成为走出去的领头羊”。

少儿图书打响“走出去”战役

■本报记者　陈香

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版图上，虽然对外汉语教学、成人文学是走出去的卓有成效的门类，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诸如气功、中医药、菜谱等是走出去的基础板块，但相较而言，少儿图书“走出去”的整体情况还不是特别逊色，尤其是最近几年，亮点不少。

“比如国内很多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童话等，译介到欧美国家、韩国、日本的还很多。从作家来点，如曹文轩、秦文君、黄蓓佳、杨红樱、黑鹤、郑春华等，从作品来看，如《男生贾里》、《女生贾梅》、《草房子》，包括曹文轩很多的中短篇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笑猫日记》、《黑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分析。

除了原创儿童文学是少儿图书走出去的主力军外，“有图的走出去比没图的又多一些，历史文化知识读物、低幼图书也是一个重点板块”。明天出版社副总编辑傅大伟分析。证实傅大伟分析的是，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中国故事”，12本的版权全部输出到了美国；湖南少儿社的“古典名著彩图本”系列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有版权输出，《中国百年百人》、《中国百年百事》等图书都输出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并被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曾获国家图书奖的《中华文明大视野》版权输出到韩国；据白冰透露，今年接力社预计在法兰克福书展可以输出40多个品种，以原创儿童文学和低幼图书为主。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孙建江认为，从整个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类别来说，少儿应该是最容易走出去的，他甚至大胆预测，在今后，“少儿图书可能会成为走出去的领头羊”，当然，“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显然，傅大伟并不如此乐观，“中国的少儿图书进入欧美主流市场的也比较有限”，而期待欧美市场像我们接受欧美图书一样接受中国的少儿图书，其过程尚显漫长。

总攻图

孙建江的乐观并非是“无源之水”，“儿童未进入社会前的心理状态比较接近，后天的社会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图书中反映比较少，阻碍图书走出去的因素相对来说也比较少”。

白冰也认为，儿童图书其实最容易跨越不同文化背景，因为童心没有国界，容易译介；另一个，相对来说，儿童图书的翻译比较容易；同时，少儿图书很多是图文并茂的，图画和音乐一样，是世界的语言，在彼此了解的过程中少了些障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图文书译介到亚洲国家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走进欧美发达国家图书市场还主要是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而其中的原因一目了然，“欧美做图画书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我们的图画书现在才刚刚起步，很难在目前水平超过人家。”傅大伟表示。但是儿童文学，作家则有可能以一种村上春树所说的“共通性的语言”来写作。白冰分析，这种“共通性的语言”，一可能是基于童心的写作，二则是“既有全球化视野，又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方式。“作品在构思和讲述的时候，这个故事应该是国外的少年儿童也可以理解、也能读懂的，但同时，故事所表达的，是富有时代精神、反映中国少年儿童当下生活状态、生命状态的，让人觉得，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对外合作部负责人吴小红提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少儿图书走出去的主力军也许还是儿童文学，因为“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可能也是只有通过儿童文学”，而低幼读物，“不比国外强多少，中国特色又无法做足，国外不是很关注”。

“走出去”战役

诚如傅大伟所言，中国的少儿图书能够影响非华语市场、非中华文化圈的还是有限，少儿图书“走出去”并非一马平川。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制约少儿图书走出去呢？国内出版社的应对策略又是如何？

――――有的放矢――――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走出去”，大多指的是走向欧美图书市场，但是，对欧美出版机构而言，早已有了他们习惯的出版资源的来路。“有庞大的作者队伍，或者是所谓的工作室，或者是文学策划人，他们已经形成了长期的合作模式，出版社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或是把他们创意的东西卖给出版社，形成了产供销的稳定渠道。”傅大伟分析，面对欧美市场需求时，如果中国的图书产品能够超过上述的图书制造者，或者制造商，欧美出版机构肯定来买中国产品，但这一点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关键点在于图书市场的差异性和文化的差异。

事实上，我们的出版者、我们的作家在出版图书和进行创作时，面对的主要是国内市场，门前的这碗饭肯定要先吃好，再顺便到国外市场去探索一下，在这样的前提下，就不可能在了解国外市场的程度上超过欧美本土的策划机构。就出版而言，就是“分门别类”的问题。“走哪一块，做哪类书，欧美市场、东南亚，至少在形式上都要区别。走出去的起步阶段，针对性是很重要的。除非是很强势的文化，别人来挑你的东西，否则，肯定是针对客户的要求和购买习惯，来制定图书战略，这里边包括内容和形式。”孙建江如是表示。

――――制作创新――――

几位出版人都同时提到了图书制作水平以及图书形式的问题，这也是少儿图书“走出去”，相较于人文图书、成人文学图书等图书类别的特殊性。

以图画书为例。“欧美的图画书已经出版了很多经典，这些经典绝对是创新的，比如《猜猜我有多爱你》，《母鸡罗丝去散步》等，它把图画书的艺术特点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白冰又举了一个例子，接力社从法国伽利玛引进了《第一次发现》，“这个书最大的创新，就是以一种胶片来向孩子们展示一种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事物的表象和本质，比如，展示苹果的外面和里面，母鸡孵蛋的外面和里面。虽然介绍的知识都是差不多的，但实现了这样一种图书形式和材料的创新，这样的书就可以全世界卖版权。包括韩国的很多科学漫画，在形式创新上走在全世界的前面，版权就好卖。”

所以，少儿图书要真正走出去，“就要看你的书究竟有什么国际图书市场上还不具备的竞争力，包括还没有的一些特色，比如，还没有使用的新材料、新工艺。最主要的，还要突出本身的创意”。白冰认为，童书要切切实实走出去，急需在借鉴欧美发达童书市场的前提下，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童书。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傅大伟提供了一个方便法门，“国外市场非常关注中国国内市场的畅销书，如果在国内卖到很大的数字，他也会相应关注，拿到国外尝试，当然也未必都成功，但也都值得一试”。

事实上，国内真正“走出去”并切实在国际图书市场上取得效益的图书产品，无不遵循了这个特点，国内的畅销和影响力，造就了国际市场的口碑，国际强势出版机构的关注，如《于丹〈论语〉心得》、《狼图腾》、《淘气包马小跳》、《草房子》、《笑猫日记》等。“在国内没有太大影响的书要走出去，除非是有非常独特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可以不看销量。所以，首先我们要下大力气做好国内的营销工作。”白冰表示。

――――借力打力――――

其实，图书真正要“走出去”，事关国际图书市场话语权的问题，“什么东西质量高，什么东西好，把握话语权者立法”。傅大伟如是说。

对此，吴小红感同身受。江苏少儿社的作品能够卖到欧美主流市场，甚至还能有源源不断地重印，“是因为我们找了一些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出版社和文学策划人，他们对我们的图书比较了解，通过他们的途径，通过他们在国外出版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把我们的作品推广到不同的国家”。比如黄蓓佳《我要做孩子》法国版权的输出，是因为有一位对中国图书很感兴趣的文学策划人陈峰（音），他的判断可以影响老板的判断，经过他的推荐，法国出版机构就比较看好这本书，还做了两三个版本。

接下来，德国出版社要出版儿童文学作家程玮的《蓝五角星》和《白色的贝壳》，苏少社也是找到了这家出版社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的编辑，他很喜欢程玮的作品，认为作品非常有内涵，代表了中国文化，做了很多细致的后续编辑、推广工作；曹文轩的很多作品在韩国已经重印几版了，也是因为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社自身对他的作品非常认同，精耕细作的原因。

所以，吴小红提出，书展，或者简单的网上联络、电话联络，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外围的工作，“走出去的原因可能是，一是作品要好，二是优秀的文学策划人，还有所接受的出版社对这个作品的理解，三是所接受的出版社后期的营销。三个点构成版权输出作品的正常出版和源源不断地重印，版权拿过去其实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吴小红说。

据孙建江介绍，浙少社《创造力》在策划之初，就是直接和外国人组稿，“但著作权是我们的”，因为“作者很知道国外市场需要什么东西”，目前，《创造力》的芬兰文版已经出版，接下来就是英文版、俄文版，“保证自己的文化品质的前提下，顾及到对方的欣赏阅读习惯，这样的东西比较容易走出去”。

――――合作出版――――

傅大伟介绍，目前，有国外出版机构委托国内造货印刷，譬如，深圳就有专门给外商加工印刷，北京上海也有些工作室在做定制产品。

接力社则一直在考虑和国外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双向型产品，不但适合中国的少年儿童，也能满足国外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当然，前提是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苏少社则在探索一种新联合出版形式，即碰撞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共同组稿，同步出版。浙少社则在后期文化产品开发上有了更多的想法。据孙建江介绍，前述的《创造力》，作者和浙少社的规划是要做30多个版本，开发三维二维动画，现在，已经在芬兰制作300集的动画片，包括联合民营出版，在国外组建公司，都已经在洽谈过程当中。

呼吁与建议

只有文化走出去，图书才能真正走出去，这是几位出版人的共识。

所以，“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有些报道说突然输出大于引进了，这种话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怎么可能呢”？傅大伟笑。在他看来，图书走出去需要在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之下，当然现在政府所进行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非常重要，“现在推广办提供翻译资助，确实起到了作用”，他的期望是，下一步，能否相应扩大资助的面，“不仅仅盯住欧美市场，走进我们周围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也很重要”。而作为出版社来说，“就是脚踏实地的，先把国内市场做好，不断提升出版图书的质量，可以同一个平台上与人家对话”。

白冰则提出，每年100本书的“走出去”工程，能不能适当增加少年儿童图书，毕竟儿童图书是比较方便“走出去的”。同时，文化走出去，就要宣传作家，宣传作品，希望政府可以搭建一些平台。“其实，在法兰克福书展、BIBF，政府也投入了很大力量；希望我们的驻外机构、使馆，大家可以共同宣传我们的作家和作品。还有我们对外的英文刊物，要开辟一些专栏，介绍我们自己的作家、评论家和图书。慢慢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读者对这些作家越来越熟悉，对走出去肯定是有帮助的。”

吴小红的呼吁是，希望能对出版社进行同比例的支持。“比如，翻译支助给国外出版社了，但是国内出版社的投资也是很大的，比如，首印，搞宣传，所以，如果作家作品真正走出去的话，能够一比一地给原出版社一些支助，对出版社的帮助很大”。孙建江则建议，政府应该有机制来观察图书走出去的后期效应，根据切实拓展情况来支持出版社，“这样的引导，会让‘走出去’真正扎下根来”。

中国图书“走出去”地图之三：科技、财经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