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厚群：无需扬鞭自奋蹄

陈厚群，1932年5月出生，江苏省无锡人。水工结构学科水利水电工程抗震专家，水工结构专家。1950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学习，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

陈厚群在混凝土坝的抗震加固理论研究和解决重大工程的抗震关键问题方面，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曾任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抗震防灾分会理事长等职。

陈厚群先生非常忙。77岁的他依然还在第一线工作，除了带研究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项目和水利水电部的很多项目外，还有很多科研工作要做。在5月到6月初的几十天里，他应邀去巴西、土耳其、冰岛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回来后又忙于工程院的学部活动和“何梁何利奖”评审工作，因为忙，原本和他约定的采访推延到了几个月以后。

虽然少小离家，无锡-上海-北京-莫斯科-东北-美国-北京，人生的旅程像一列长长的列车，但陈先生乡音未改，温软柔和的语调里依稀留有吴侬软语的底色。像所有身历新旧两个时代的人一样，他的人生里充满了“丰富”，和这“丰富”中的痛苦和欢欣。

一颗“爱国心”

作为一名水电工程抗震专家，陈厚群说他一切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工程服务”。50余年的科研生涯里，他的工作重点围绕着工程需要一步步做出调整和创新，而在这些背后是他对党和国家需要的无条件服从。“我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朴素的话语里蕴含着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无尽深情。

1932年初夏，陈厚群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时代的动乱使得一个幼小的孩子书也读不安稳，6岁的他上学不到5天，学校被日本飞机轰炸，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跟着父母和姐姐到乡下逃难，尝尽了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滋味。现在那些电影里放的日本人如何残害、欺凌中国人的镜头对于陈厚群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日本兵放火烧毁了父亲的绸布店；被大人拉着随杂乱人群仓皇跑过已经起火的残桥；和姐姐惊慌地看着狞笑的日本兵举枪乱戳后面躲藏着母亲的床帐；拉紧母亲衣角和乡亲们被日兵和汉奸举枪驱赶和围困在田野空场上……国仇和家恨催人早熟，陈厚群说这幼年的创痕在他记忆里总难磨灭。

7岁时，陈厚群随家人辗转逃到上海，刚念了三年书，上海也沦陷了。在日军和汉奸到处戒严、抓人，清早去挤轧配给的“户口米”的担惊受怕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和所有遭受敌人侵略的中国人一样，他们盼着日本人早一点被赶走，盼着“天快点亮起来”。1945年抗日胜利，但国民党的官员腐败、物价飞涨很快让满心欢喜的人们跌入了谷底。少年陈厚群的心中充满了困惑、失望和不满。他开始模糊地意识到，要刻苦学好本领，有朝一日，能为祖国的强大做点事情。

陈厚群在上海中学（江苏省立中学，前身为龙门书院，至今已有140余年的历史）毕业的那一年，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和成立。他作为学校学生文艺社团代表冒雨参加了解放军进城仪式。考大学时，陈厚群报了华东考区的上海交大电机系和华北考区的清华大学土木系，被两所学校同时录取。一心向往进步的他不顾母亲的反对，选择了北方的清华。上世纪50年代初的清华，在全民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大潮中，学生们也没有心思静下心来念书。1951年底至第二年年初的那段时间，整个北京市的学校都停课了，陈厚群和另外23个清华学生一起，被学校团委组织部派到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做些税务方面的抄抄写写工作。税务是“三反”中的重点，由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直接负责领导。因为要了解情况，陈厚群当时将北京市所有税务所的电话背得滚瓜烂熟。

就在这时候，他接到学校让他回去参加留苏考试的通知，这对于每天要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的陈厚群来说，着实有些突然。“一切服从组织安排”，陈厚群二话没说就回来了。学校给了他一礼拜的时间集中准备考试。考试包括数学、物理、俄文等科目。前两门课是陈厚群的强项，考得非常好，俄文则因为他刚进校时，在英语水平考试中达到85分以上，因此获得了免修资格，利用这点时间他旁听了半年的俄文，没想到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

在设在辅仁大学的俄专里学习几个月后，陈厚群于1952年10月份前往苏联的莫斯科动力学院，开始了他长达五年半的留学生涯。客居在外的日子，陈厚群将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专业上。在刻苦学习的日子里，毛泽东的苏联之行成为他终生难忘的历史性事件。陈厚群永远记得52年前的那一天：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他和两三千名中国学子一起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好多话他听不太明白，好在身旁坐了一位湖南籍的同学，不时帮他翻译一下。

在动力学院，陈厚群成为第一批入党的党员，其实早在俄专学习的时候，他就被列为发展培养对象，后来因为出国搁下了。毛泽东接见他们的那一天，正是他转正的日子，也正因为此，这一天才更加的让他刻骨铭心。

1958年年初，陈厚群以全优成绩毕业。他出色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刻苦好学精神深深打动了导师阿依伐尚教授，希望他能留下继续读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我国的博士学位)。当时，苏联规定大学毕业两年后才有资格报考副博士研究生，对此，阿依伐尚教授表示可以将陈厚群作为特例，推荐他直接就读，并将亲自去向中国大使馆请求批准。

一心想尽早归国的陈厚群婉谢了导师的好意，其时他满心里想的是赶紧将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投入到国内已经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去。

时光流转，叙述这些往事的时候，陈厚群已是一位白发萧然的老者。经历了其后国内种种政治气候的变化，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激励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动力来自何方？这样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闪过一幕幕的往事，回忆起第一次听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庄严宣告时的激动心情。“建设一个强大祖国”的夙愿，成为激励他的动力之源。“我常告诫自己，要做到大写的人，并不容易，要努力终生，有多方面的要求，但有一颗‘爱国心’是最基本的”。

专业上的探索

回国后，陈厚群被分配到水利水电部直属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填就业志愿时，有三个选择，他和同学们一致填的到工地去。按陈厚群自己的规划是，先到工地，再到设计单位，最后才进科研单位。但同行的几个人中就他一人被分到科研单位，重视实践的陈厚群提出要先到工地去劳动实习一年。

在东北桓仁水电站，他先是当风钻工，虽然之前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但他“现学现卖”，晚上自学，白天给工人们讲课。后来他被调去搞爆破，管炸药库。有一次工地赶任务，已经好几天没合过眼的陈厚群被找去做炸药实验，在施工的震天噪音中，疲惫的他没有注意到从坡上开下来的一辆5000多斤重装满石头的斗车，他奋力闪避，但一条腿还是没来得及抽出来，导致粉碎性骨折。连夜送到沈阳陆军医院抢救，好在医生救治有方，保住了他的这条腿。如今，他的左腿只留下动脉，血液的循环仅靠微血管支撑。

在医院近半年的时间里，陈厚群帮忙护理病人，出墙报，赢得了上上下下的赞扬和爱护。怕荒废专业，他拄着拐杖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堆业务书，一边养伤，一边温习业务知识。等再回到水科院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陈厚群被分配到结构材料所从事结构试验和分析的三组。

1961年，广东新丰江水电站发生水库地震，大坝急需加固，院领导决定由他负责筹建抗震组，对水工混凝土结构抗震问题进行研究。这对于从未学过“抗震”，连一些最基本的学科概念也搞不清楚的陈厚群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既然是工作需要，他是无论如何也要攻克这个难题的。“我相信‘边干边学’，‘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也是一定可以学会和做好的”。从此，陈厚群与抗震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经过这次实地奋战，他主持组织有关单位编写了题为“新丰江水库地震及其对大坝的影响”的学术论文。1973年，该文成为我国首次提交国际大坝会议的论文，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关注和好评，极大地提升了我国抗震研究在国际的影响力。

作为一名抗震科研人员，陈厚群清楚地意识到“地震就是命令”，需要在震后尽快奔赴工作岗位。1965年邢台发生地震，当天刚从云南参加完“四清”工作回到家中的他，放弃休息，不顾路途感染的风寒，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研。在邢台岳城水库，陈厚群见到了前去视察灾情的周恩来总理。“我们不能只给子孙留下记录，还要总结经验教训”。总理沉痛的话语至今还鲜明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也更加让他意识到抗震安全工作的紧迫性。也正是从那时起，国务院成立地震办公室，成为后来创建的国家地震局的前身。

很快，北京开始了批判“三家村”的政治风潮，举国上下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萧杀之中。在这样的时代大潮里，陈厚群是幸运的：因为要担负起“保卫京津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他和一些同行们在文革中一切都停下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搞点业务工作。1976年底，陈厚群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专用设备的抗震试验。两年后，被推选为先进集体代表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

从1973年开始，历时5年，在陈厚群的主持下，从总结经验、编写专题研究报告，到确定规范的编制原则、章节安排、分工起草、综合统稿、审查答辩，他成功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内容涉及几乎所有主要水工建筑物。1992年，该规范在他的再次担纲下，圆满完成了修编任务。新《规范》实施以来，广泛应用于水利水电工程的抗震设计实践，有力推动了我国水电事业的发展，并于1999年获国家电力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鉴于大坝、核电站等复杂结构重大工程抗震问题中计算分析难度较大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把结构动力试验作为重大工程结构抗震设计的重要依据，而大型模拟地震振动台是进行这类模型动力试验的主要设备。为此，1980年经水利电力部批准，在水科院建置大型模拟地震振动台，陈厚群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为了完成这项建置工作，他对世界各国目前已建的大型三向地震模拟振动台的技术指标、运行情况、存在的问题、生产厂家和设备价格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大坝、核电站等复杂结构重大工程的抗震试验要求必须具备的技术指标提出了可行性论证报告。1987年，我国最大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5m×5m电液伺服式三向六自由度宽频域模拟地震振动台顺利建成。很多国际上著名的地震工程专家参观后，表示极大称赞。在美国国家科委的专著中，将其誉为“世界最佳的坝工抗震试验设备”。

50余年来，陈厚群在研究坝址河谷地震动输入、坝体-库水-地基综合体系的动力相互作用和不同介质动态耦合等大坝抗震的前沿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水工结构抗震理论、应用基础、数值模拟、软件开发、试验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很多先进的研究成果。此外，他还是持续20年中美地震工程合作研究项目《拱坝动力相互作用》的中方具体技术负责人和现场组织者；“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300m级高拱坝抗震技术研究”的负责人。他半个世纪的抗震科研工作，对我国刘家峡、新丰江、枫树坝、白山、湖南镇、二滩、东江、小浪底、三峡、丰满、龙羊峡、小湾等许多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大坝、进水塔、升船机等结构的抗震试验和分析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先后获得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水电系统和水利系统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以及2001年度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9项。1995年，陈厚群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我们那个时代，‘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出自内心的较普遍想法”。而到今天，已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的陈厚群依然认为：不管搞什么专业和在什么岗位，只要肯下决心，专心致志，持之以恒，总是可以成功的。多少年来，他心里始终记着鲁迅先生的那句话――“路是人走出来的”。

团队的力量

2008年，水科院迎来了50周年院庆。当年风华正茂的陈厚群和水科院一起，亲身经历了这所水利水电科研机构半个世纪里历经解散和恢复重建的沧桑和风雨。“50年来，我一直是在团队的培育下成长的，所有的成果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几乎在所有谈及工作的场合，陈厚群总是将自己的科研成就归功于团队的力量和作用。“我从个人成长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至少在工程界，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必须依靠团队群体的力量。当然，这么说决不是忽视个人的努力和智慧。因为，只有团队中，每个人都发挥出最大潜力，群体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而任何杰出的个人，也只有在团队的成就中才能脱颖而出。团队是人才成长的土壤，脱离团队的‘拔苗助长’是不会成功的。

多年来，作为一门学科的带头人，陈厚群一直在思考科研团队的体制和规章问题：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任务和分配上力求公正、公平和公开，这样才能够做到统筹兼顾，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在他负责科研团队的那些年中，坚持以研究室为核算单位，不搞课题承包，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但光有这点还不够，在他看来，一个团队的凝聚力更主要是来自团队的协作精神和和谐创新的氛围。这才是提高团队成员创造能力的关键。团队的凝聚力来自互相尊重、互相关心和互相帮助，来自“得人心”。

关于团队协作，陈厚群曾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团队好比力学中的合力，每个成员都只是其中一个分力，合力固然有赖于分力的综合，但各个分力再大，如果不能作用在同一个方问，合力不会大。如果相互抵消，会成为“内耗”，再大的分力也发挥不出来，“三个皮匠可以是一个诸葛亮”，但“三个和尚也可能没水吃”。

无论在苏联学习，或在美国工作期间，陈厚群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中国人既不笨、也不懒，别人能做到的，经过刻苦努力，我们也一定能做到。但他也曾听到过，说有些中国人“单个是条龙，三个是条虫”。王选院士也说过他在美国华人间听到的一种说法，说有的中国人喜欢“打麻将作风”，爱孤军作战，看着上家，防着下家，盯着对家，自己和不了，也绝不让别人和。

从1961年陈厚群受命组建结构抗震组开始，现在已发展成为――具有中国地震局核发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甲级资格证书；初步具有设计基于3S高新技术的水库诱发地震监测和预警分析系统的能力；在我国重大水利水电工程设置了强震观测台网系统；并初步建立了我国水工强震观测数据库；建置了先进的重大工程抗震试验基地；积累了长期和国外协作在坝址进行现场振动试验研究的较丰富经验和资料；与国内有关单位协作，开发应用了一批大坝抗震分析理论，方法和专用软件库；初步形成了一支约60%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平均年龄不足40岁的研究队伍，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博士后等不同层次的研究人员，已成为一个比较系统和完整、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影响的水工抗震科研集体。

1997年，已经65岁的陈厚群在退离领导岗位十多年后，又慨然受命组建“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他依然秉承一贯的团队理念，杜绝急功近利，坚持公平民主。在他的学术领导下，工程抗震研究中心在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部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解决重大水电工程抗震问题中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老骥伏枥

“我已经老了，没多大力量了”。在水科院那间老旧的办公室，近三个小时的谈话里，陈厚群说得最多、感慨最深的是上面的这句话。他非常忙。今年4月份，由中国大坝委员会组织，邀请瑞士、日本等国家的抗震专家到汶川考察震后情况，陈厚群和他们一起去了，并就汶川地震的总体情况做了报告。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先是应土耳其国家科学委员会的邀请，参加关于大坝安全的学术交流会议。国际大坝委员会是一个很大的国际性组织，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身为国际大坝委员会地震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从土耳其回来后，陈厚群又赶去巴西参加今年的年会。

汶川地震发生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DP）设立专项，研究中国大坝抗震方面的问题，在巴西年会上，陈厚群以UNDP特邀专家身份，专门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抗震研究方面的报告，反响非常好。很多国外同行希望与他们加强协作。6月初，受三峡公司的委托，他又接着去冰岛，参加水电领域的一个国际会议。

谈起近年来的科研工作，陈厚群更多地将话题集中在水库大坝的工程建设上面。我国人均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又很不均匀，建设水库大坝等水工程，尽可能调节利用汛期洪水，对抗旱防洪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我国的水能资源居世界之首，水电作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可以改善我国以煤电为主的二次能源结构，减轻煤电造成的巨大环境影响，以及资源和运输紧张。“特别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水能资源，多集中在西部高山崇岭的陡峻河谷中，地形地质条件适宜于修建移民淹地相对较少而调节性能好的高坝大库”。

在高坝建设中，目前以混凝土坝为多，特别是西部在建和近期拟建的200至300米级的高坝，绝大部分取拱坝方案。而西部地区是我国主要地震区，地震的强度和发震频度都很高，近代以来，我国82％的强震都发生在那里。水工混凝土结构中大坝的抗震安全，一直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中一个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特别是对当前高拱坝的抗震安全，尤为迫切。

陈厚群担忧的是，对这些高拱坝工程，国内外都缺乏工程实践的先例，又无遭受震害的实例。而高坝大库一旦遭受强震发生严重破坏，将导致不堪设想的次生灾害。“拿抗震来说，现状正是，我们的研究进展，赶不上我们正在建设的世界一流高坝工程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对于高龄的陈厚群来说，尽管过去由于工程的需要，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工作跟不上工程建设对科技支撑的要求。为此，他觉得肩上的压力很大，担子很重。

此外，从综合角度来看，任何工程结构的地震安全性评价，都包括地震动输入、结构地震响应、结构抗力三个要素。这三者是不可或缺，相互配套的组成部分。对于大坝等这类重大工程，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混凝土大坝抗震研究对结构地震响应的研究日益精细,而在地震动输入和结构抗力研究则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陈厚群认识到这两者对工程抗震安全性评价的重要影响――实际上，正是由“两头”控制了评价的精度和水平。但这“两头”涉及很多的学科交叉问题，难度大，研究少。近年来，他始终关注这个问题，并加强了这两方面的研究。现在，在他的努力下，已经改变了以前那种薄弱的不平衡局面，对于工程抗震安全，能够做出更为全面合理的综合评价。

陈厚群自称是“水工抗震战线的一名老兵”，虽然“老牛自知夕阳晚”，但也还要以“无需扬鞭自奋蹄”的精神，为实现“对人类社会共同防灾减灾做出贡献”这一目标而尽绵薄余力。

只是，这头不知疲倦的“老牛”，在他为国家、为人民的一生中，无暇去细细体会和感受生活中的诗意和美，牺牲了很多兴趣爱好，比如他对文艺的热爱，对阅读的渴求。陈厚群举例说出几份自己喜欢的如中华读书报、《读书》杂志等这些学术性思想性较强的报刊，也只是偶尔有空时翻翻，至于像很多退休在家的老人那样，静下心来读读书写写小文章，对他则是一件难以奢望的事情了。因为忙于工作，“这些总顾不上，总想把现实的问题解决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