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先生原文中说：“当时一本叫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书有记录。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宋秘书少监。秘书少监是秘书省的负责人，掌管古今的图书、天文历算，负责记录国家的各项整治措施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
按《要录》一书的作者如张裕强先生指出的应为李心传，这一点是无疑义的，而李心传确实未曾做过秘书少监。袁先生之所以会产生《要录》一书的作者是秘书少监且为秦桧养子的印象，笔者觉得，很可能是他误将《高宗日历》的领衔撰者秦?当成《要录》的著者。?字伯阳，本是秦桧妻兄王唤的儿子。据《宋史》记载：“?本唤孽子，桧妻唤妹，无子，唤妻贵而妒，桧在金国，出?为桧后。桧还，其家以?见，桧喜甚。”在秦桧的眷顾下，秦?一直官运亨通。绍兴十二年的科举考试，秦桧欲擢秦?为第一，后在发榜时才降到第二名，而后秦桧又命秦?以秘书少监身份统领国史。
而秘书少监的职责，据《宋史・职官志》记载，秘书省置“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贰，而丞参领之。其属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历；秘书郎二人，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刊正讹谬，各以其职隶于长贰”。由于北宋晚期日历所与国史院（史馆）都曾隶属于秘书省，故秘书少监也并非不参涉修史事，张裕强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并不十分准确。南宋初年秘书省的职位略有变化，“绍兴元年，始诏置秘书省，权以秘监或少监一员，丞、著作郎佐各一员，校书、正字各二员为额”。又据《南宋馆阁录》可知，孝宗淳熙二年之前，监与少监都未并置，且多以少监为秘书省的负责人。而高宗在位时期，非常重视日历的修撰，甚至将“日历”视同“国史”，还诏设“国史日历所”隶秘书省，故其时修日历盖有修国史之实。当秦桧权倾天下且以宰相衔监修国史（日历）并提举史馆实录院之时，荫庇自己的养子掌管秘书省大权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史书记载可看到，秦桧秉政时期，以闭塞言路、禁绝野史为要，“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而在秦氏父子操纵下的国史，“记录皆?，无复有公是非”。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的《高宗日历》，均是秦桧父子所上，其中多是歪曲史实的材料。
而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虽取材广泛，但最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本，李在这一千卷《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要录》。不过，李心传虽十分精于考辨，却笃信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一些被秦氏父子歪曲的历史并未得到改正，这就造成了《要录》关于高宗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名臣李纲等的文集均有记载，而《要录》却因袭秦氏《日历》，对此一无所述。由此可见，由于李与秦时代接近且李著又有不少内容本于《日历》内容，这就很可能使得袁腾飞先生将原本属于秦?的事迹误植于《要录》作者李心传身上，进而“因人废文”，质疑《要录》一书的史学价值。
其实观察《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日历》材料的情况下，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
当然，以上关于“误植”的说法也仅是笔者按照袁先生文意的推测，通识如袁先生者或许应该知道《要录》作者为李心传的，因为其在书中其实也多次征引了《要录》相关材料。但袁腾飞先生书中却又说“他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本史书中，把凡是对秦桧不利的东西，统统都抹掉了。所以他写的东西非常不可靠”，“他到处瞎写”。这段话与事实相距甚远。李心传《要录》书中，是肯定秦氏所反对的岳飞抗金行为的，对岳飞之死表示了叹息之情，而对于秦桧构陷岳飞的过程，李书记载甚详。卷一四三记岳飞事云：“初，狱之成也，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在这一条下，李著又注引吕中《大事记》云：“飞之死，尤不能厌众心。……而‘莫须有’三字，世忠终以为无以服天下。飞死，世忠罢，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于是尽逐君子用小人矣。”这段关于“莫须有”事的材料，后来被《宋史》等众多史籍所沿用，可见，李心传绝不是将对秦桧不利的记载都抹掉，至少在岳飞之死一事上，《要录》基本做到了中国史学所颂扬的直书精神。而《要录》对秦桧父子的揭露也不限于陷害岳飞一事，其他的相关批评也不少见，如卷一六九记载：“桧因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希微旨，动静必具知之，日进珍宝、珠玉、书画、奇玩、羡馀，帝宠眷无比，命中使陈腆、续瑾赐珍玩、酒食无虚日。两居相位，凡十九年，荐执政，必选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不使预事，备员书姓名而已；其任将帅，必选驽才。初见财用不足，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饥死者众。又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恶者，即捕送大理狱杀之；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又称桧“性阴险如崖阱，深阻不可测，喜赃吏，恶廉士，略不用祖宗法。……至于忘?逆理，陷害忠良，阴阻宗资之议，又其罪之大者”。这样的揭露不可谓不犀利。
综观《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旧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李著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李心传对史料的处理也是非常精心的。他对史料的态度是：“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书中还用注文和按语的方式，说明了材料的来源及去取的依据等。故笔者认为，清人称李著“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并非全是夸大溢美之词。
对于宋史研究来说，《要录》因记宋高宗一代史事引用史料极为丰富，且相对后出之《宋史》等具有一手史料的性质，故其不可代替的价值是不能否认的。而对李心传作为一名传统史家所具有的“史德”，则我们无论如何是应该予以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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