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类刊物中，《世界文学》资格最老（以往的历史暂且不说），1978年正式复刊。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批评林纾，说他的译作多达一百多种，但其中“名著”仅及三分之一，将二三流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实在是徒耗精力。我倒想为林纾辩解几句。其实，要了解一个社会，阅读通俗小说往往是最佳途径。齐如山先生谈及日本人热心收藏中国各种小说的版本时说：“要想研究一国或一处社会的情形，小说乃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小说，都属通俗文学一类。我相信，甚至在今天，外国人要研究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三言二拍、《封神演义》、《七侠五义》、《金瓶梅》和《水浒》可能比唐诗宋词或八大家散文更加管用。
而且名著的标准在知与未知之间，所谓“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有时并不是判然分明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在自己的年代雅俗共赏，他们与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托・斯・艾略特算是“高眉”了吧，但是他爱读福尔摩斯的故事，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还借用过柯南・道尔笔下的比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粉丝”中也不乏大作家。英国小说家伍德豪斯（P.G..Wodehouse）的作品销路很好，从未进入过经典的行列，但是能够迷上他的读者往往比号称非经典不读的雅士更加了解英国文化。林纾译了不少亨利・雷德・哈葛德（1856―1925）的小说，有的用林纾自己的话来说是“荒渺不可稽诘”，有的是少年读物，但是它们浓缩反映了那个时代英国人的流行价值观念（如爱国、冒险、尚武的精神）和不成文的行为准则，译者有借外国文学激励国人团结奋发的用意。林纾译毕阿瑟・毛里森的《神枢鬼藏录》（商务，1907年）后意识到中英刑侦定罪上的重大差别：中国重口供，英国重证据，而且辩护律师和陪审团的设置大大减少了冤案。这些流行小说到了中国后意义发生转变，它们既打开了一扇非常实用的窗户，让中国读者看到域外“性相近，习相远”的景色，又为中国人认识自我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说，这些译文以特别的方式促进或参与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也许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它们在异域的接受方式。如果那时林纾就致力于翻译亨利・詹姆斯的后期小说，那么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命运和中国新文学的前景恐怕就完全不同了。
三十年来，《译林》杂志针对各种反响也在不断调整、改革自身，介绍的作家涵盖面越来越广，远超出了畅销书作者的范围，而且近年来还以不小的篇幅登载评论文章，与学界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她组织了多次翻译竞赛，发现并培养了为数可观的年轻译者。就发行量而言，《译林》后来居上，相信她将继续与北京、上海的姐妹刊物携手共进。
改革开放初期，学界人士考虑到读者大众的识趣尚待提高，担心通俗文学将对经典文学的传播形成威胁，那也合乎情理。近两三百年的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出过很多捍卫经典的人士，其中包括杰出的作家如斯威夫特和卡尔维诺。几年前，译林出版社重点推出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这本书恰恰是流行畅销之作的大敌。如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有外国文学界的学术权威站出来强调经典的意义，呼吁大家多读“西方正典”，那不也是令人快慰的吗？
实际上，学术界与出版界一直紧密合作，互相调适。译林出版社的指导方针显然是要向中国读书界源源不断地提供“正典”，而且有的（如《万有引力之虹》）是翻译起来费时费力、译成后也不一定会有什么市场效应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二十年下来，译林版的古典和现当代外国文学名著规模已经非常可观，这样巨大的成就足以赢得同行的羡慕与尊敬。出版社与同名杂志的宗旨不尽一致，两者各具特色，互相补充，这在国内称得上是“新生事物”了。近年来，译林出版社还与社科院外文所合办《外国文学动态》，收到很好效果。
译林出版社还组织翻译了很多不同学科门类的精品，比如多期“人文与社会译丛”。这些图书在学界得到很高的评价。面对译林旧雨新知，我时常感到愧疚。愧疚的是编辑和译者为这些著作花费了大量心血，而我还没有尽心尽力地阅读、消化它们。一百年前，新进人物剽袭了严复译作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口号，自我标榜，他们是否研读过严复的诸多译作，我是不敢确定的。现在，我们自己会不会从这些译丛里拣出一些上口的短语以示广博？记得译林出版社一位资深人士曾对现今无数外国文学研究论文的价值深表怀疑，我听了他一席话很有感触。真正的挚友必须是诤友。
最后略说“译林”。我还没有听译林的朋友说起杂志和出版社名字的来历。当初取名的时候是不是曾想到过一份清末的翻译月刊？老《译林》在杭州编辑发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901年阴历正月十五问世，由林纾、林长民、林白水、魏易主编，共出十三期。庚子年（1900）冬至，已经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出名的林纾为创刊号作序。当时北京已被八国联军占领，清廷还在西安避难。国事蜩螗，身处“东南互保”地区的文人学士也是忧心如焚。序言开篇就对义和团式愚昧无知的排外提出批评：不习水性的人不能与善泳者“斗游”，凭着一时的冲动“漫与之角”，必败无疑；广译西书、广读西书就是“驯习水性”的具体内容。林纾写道：“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能不燃之。”他鼓励同好引进西学，以此导泉眼，燃星火。他对翻译事业的前景是乐观的，表示一旦翻译告竣，他将“掬一溜清溪，洗我老眼，尽昼夜读之为快。”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译林》在1979年的南京有了活泼健康的传人，十年之后，译林出版社成立，与同名杂志齐头并进。近几年，译林在引入国外图书的同时还向海外积极推广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参与了“大中华文库”的出版，领导层甚至还有更宏伟的构想。但愿“译林”团队这二三十间的飞速成长可以告慰百年前惟国运是念的译界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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