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的哲学著作
任继愈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进一步研究他的学术思想，传承他的学术精神并加以发扬光大。1954~1958年，我曾经就
从《中国哲学史》到《中国哲学史简编》
任继愈关于老子哲学的研究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从《中国哲学史》到《中国哲学史简编》，对老子哲学究竟属于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判定上。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他从西方哲学史，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实际，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我国哲学理论界在建国以来，也和其他领域一样，深受前苏联的影响。前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关于《西欧哲学史》（亚历山大洛夫著）讨论会（1947年6月24日）上，根据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和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的观点，给哲学史下了一个定义。他说“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而且认为，唯物主义是与进步、革命相联系，唯心主义一般地总是与落后、反动脱不了干系的。此公的高论一出，前苏联的哲学界以及中国哲学界，都奉为经典、坚决照办。而生硬地、不加分析地贴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标签的结果，不仅使丰富多彩的中、西哲学史变得越来越贫乏了；而且许多被判定为唯心主义的重要哲学家，不管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中曾经有过什么样重大的影响与作用，都要与反动或落后挂钩，从而备受批判。
这样，在当时那种特定的背景下，要研究老子，首先就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弄清楚：老子哲学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那么，任继愈在他主编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中，是如何看待老子哲学的呢？
他认为，老子哲学思想比孔子、孟子都丰富，对后来的许多哲学流派影响也深远。但是，老子哲学思想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道”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老子本身没有深说”。而这又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先秦哲学史就写不下去。在新中国成立后和文化大革命后，哲学界先后两次对此展开了争论，都未能取得共识。在《中国哲学史》（四卷本，第一卷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供高校使用的教科书中，任继愈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在《中国哲学史简编》（四卷本的缩写本，1973年出版）中，他改变了看法，认为老子属于唯心主义。后面我们将要看到，任继愈曾经从方法论的视角，对他这个认识上的转变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与反思。
四易其稿的《老子绎读》
任继愈对老子哲学的研究，除了体现在他所主编的三种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和专著之外，还集中地反映在他对《老子》一书的注释上。任继愈对《老子》的注释，历时50年，四易其稿，精益求精。1956年，他接受了为在北大读书的外国留学生讲授老子哲学的任务,在讲义的基础上，参照历代注释，整理出版了《老子今译》(古籍出版社)。后来考古学者在湖南长沙发现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在对老子哲学的认识有了深化的情况下，他对《今译》有所修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老子新译》。几年之后，他应邀为四川巴蜀书社主编一套“哲学古籍全译”，在此情况下，又把《老子》重译一次，书名改为《老子全译》。后来，湖北荆门楚墓出土竹简本《老子》甲、乙、丙本，任继愈决定第四次翻译《老子》。这就是《老子绎读》于2006年12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缘由。这本书名为“绎读”，“绎”有阐发、注释、引伸的涵义(不只是翻译)，它更加贴切地反映了此书的面貌。
在《老子绎读》一书的附录中，有一篇题为《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的短文。在这篇短文中，任继愈指出了对《老子》研究存在着方法的问题，他说，“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简编》的观点），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好像攻一个坚城，从正面攻，背面攻，都没有攻下来。这就迫使我停下来考虑这个方法对不对。正面和背面两方面都试验过，都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如果说方法不对，问题出在哪里？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论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老子绎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253~254页）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分析研究方法
任继愈在上述那篇短文所说的“方法错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错在哪里？短文中没有说，而在他主编的学术性专著《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1983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分别出版了其中的前四卷）中，做出了具体的分析。
《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第一册是讲“先秦”哲学，1983年出版。该书专门以“老子的哲学思想”为题写了一章，共分四节，介绍了老子这个人和《老子》这本书，分析老子代表哪个阶级，全面分析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充分肯定了老子“贵柔”的辩证法思想。此外，还专门有一节是讲：“老子的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其中，客观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认为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姑称为“甲派”，有吕振羽、杨荣国等），和认为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姑称为“乙派”，有范文澜、杨兴顺等）这两派的具体论点。然后写道：“本书作者的四卷本哲学史属乙派，1973年作者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发现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有困难，改变了观点，又主张甲派。”（《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任继愈认为，中国哲学史在先秦时期主要是透过“天道观”来表现其唯物主义，或是唯心主义的。“天道观”不同于今天人们所说的“世界观”，它的范围比世界观小，主要是讲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原理。仅就老子的天道观而言，它在客观上打击了“天道有知”的宗教迷信，因而是进步的。在《老子》一书中，“道”是最重要的范畴，它出现过74次，有5种涵义：（1）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有物混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自然界的运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3）道是最原始的材料，“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4）道是肉眼看不见，感官不能直接感知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5）道又有事物规律的涵义，“天之道”，“人之道”。任先生指出，当老子把“道”设想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时，他把“道”称为“大”；而当他把“道”设想为混沌未分的原始材料，叫不出名字，又谓之“朴”、“无名”。他用“无形”、“无物”、“无状”这些否定性的词来描述“道”，从而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作为万物之本的负概念――“无”的范畴，这标志着它是人类认识的重要里程碑；但又由于“无”又有混沌不清的意思，因而既可以给以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包含着以唯物主义解释的可能性，这是老子哲学后来向着相反两个方向发展的契机。由此可见，如何把握老子哲学中的“道”这个范畴，是判别老子哲学属性的关键所在。（参见《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262~265页）任继愈的上述观点，是对之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简编》的总结和发展，是认识过程中的一种综合。
反思老子哲学属性争论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概括，问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能完全覆盖中国、西方哲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全部内容？简单地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模式，能够概括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内容？这个问题早在1957年1月22~26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所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提出来了。与会者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方面的专家、教授，共100多人。与会者的发言中，就有人委婉地发出了这方面的疑问。他们认为，如果完全按照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来处理中国哲学史，会有“削足适履”之虞，难以反映哲学史发展和哲学家思想的全貌。
其实，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概括，被人们简单化、教条化了。恩格斯是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恩格斯同时还说，这个问题是“根源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在中世纪时，“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220页）可见，在不同的时代里，哲学的基本问题有着不同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因而理应从不同的方面加以研究。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毕竟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的概括，考虑到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民族差异，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丰富与发展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学者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于1983年成书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写道：“恩格斯所讲哲学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哲学史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的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概念范畴与西方的不同，没有人像黑格尔一样采用‘思维与存在’这个表达方式。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确实也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2003年，第15页）又如，西方哲学史专家张世英先生也认为“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新哲学讲演录》，第37页）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老子对“道”的论述，主要是从本体论、而不是从宇宙发生论展开的，更不是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展开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老子哲学的属性，作出“唯物、唯心”的强制性的判定。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说：“老子提出的取代上帝的最高发言的‘道’，是精神，是物质，他自己没有讲清楚。就人类认识的水平来看，他也不可能讲清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古代已经存在着，但古人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不象后来那末清楚，古代的先进思想家，只是朦胧地探索着前进的途径。思维与存在哪是第一性的这个问题，到了近代才明确起来。”（《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266页）他还说：“今天看来，甲、乙两派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根据不充分。双方都把老子的思想说过了头，超出了老子时代（春秋）的人们的认识水平。”“甲派方法有错误，错在把老子的唯心主义体系与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相类比，把老子的‘道’比做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乙派同样把老子的‘道’解释为‘物质一般’。‘物质一般’的概念是近代科学以前不可能有的，甲乙两派犯了把古人现代化的错误。”（《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259页）这就是说，甲、乙两派之所以会“犯了把古人现代化的错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来看，不能简单地说他们都由于存在着“片面性”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把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处在原始的“天人合一”阶段，还没有明确显现出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混同于西方近代哲学家（这时的哲学家才有着恩格斯所强调的“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所以，甲、乙两派才硬要给老子戴上了不该戴的“唯心或唯物”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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