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斋里藏有一本《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这可以看做是国图百年不停旋转轮回的机身中的一个粗大链条，或曰一个举足轻重的部件，茁壮树身上的一个又粗又深的年轮。这是因为，1929年，是国图百年发展史上曾经发生了重要转折的一年，这份“馆务报告”正如实地反映了这个转折。
作为综合性研究图书馆和国家总书库，履行搜集、加工、存储、研究、利用和传播知识信息等多种职责的国家图书馆，一百年中，经历了京师图书馆（清宣统元年即1909年9月9日兴建，设在北京广化寺；中华民国元年即1912年8月27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迁至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国立北平图书馆（1928年7月更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29年8月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迁至文津街新馆）、国立北京图书馆（1950年3月6日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1951年6月12日更名；1987年迁入北京西郊白石桥新馆）、国家图书馆（1998年12月12日改称国家图书馆）等几个阶段。
彼时之“强大阵容”
我藏的这本《馆务报告》，正是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1926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利用美国退还我国庚子赔款建起的北海图书馆合并，组成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后的第一个年度报告，有中文本和英文本，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书籍之一种。当时的正副馆长为蔡元培、袁同礼（守和）。
这一册《馆务报告》为狭长形直排本，接近于现今640×9601/16开本的书。正文用4号宋体字排印，附录部分用5号宋字。全文不断句，无标点。共88页，分述“沿革及组织”、“新建筑之进行”、“重要赠书及交换”、“采购”、“专藏之寄存”、“编目及分类”、“索引之编制”、“编纂及出版”、“目录及咨询”、“阅览”、“本馆与国际界之合作”、“附录”等12部分内容。
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下设编纂委员会、阅览部（有阅览组、参考组、庋藏组）、编纂部（有中文编目组、西文采访组、官书组）、善本部（设考订组、写经组）、金石部、舆图部、期刊部（中文期刊组、西文期刊组）等。组织机构已很完备，符合于现代图书馆的基本条件和规模。
《馆务报告》明确提出了本馆的各项基本政策和工作方针，规定了在购书、研究、阅览、行政四个方面的大政方针。
购书方面 提出：
（一）为国家庋藏重籍之图书馆；
（二）为供给科学（自然与人文科学）研究之图书馆。
研究方面 提出：
本馆为行政机关而非研究机关，它与科学研究院的任务迥然不同，“其事业不在研究本身而在如何供给研究者之便利”。这就明确了国家图书馆的服务宗旨。
阅览方面 《报告》提出：
“中国公家藏书向来注重收藏，本馆目标则注重应用，亟愿以此已有之基础，供大多数人之利用。”这就明确了国家图书馆不同于以往之宫廷、官府、书院乃至私家藏书楼，它是以书籍的流通、应用为目标。
行政方面 《报告》提出：
“本馆用人办事向主严格，宁留缺额，不纳冗员，为事择人，不因人择事，对于专门人才尤愿罗致。”
这样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至今仍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它一直成为国图的一个优良传统。并非如后来的某些地方图书馆那样，或从照顾亲友，或从取悦于某上峰，或为了安置某些无处安排的人员等情况出发，图书馆便容纳了一些不适宜于做此工作的人，成了此等人的赋闲养老之所。
说起“对于专门人才尤愿罗致”，此话不虚。那些年中，国立北平图书馆确实聚集了一大批学识淹博、精于鉴别、专业造诣颇深又兢兢业业于图书馆事业的专门人才。从馆长、主任、组长到一般工作人员，我们可以举出长长的一大串名字：蔡元培、袁同礼、梁启超、陈垣、刘半农、马叙伦、马裕藻、马衡、马廉、李四光、胡适、胡先啸、顾颉刚、徐森玉、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谢国桢、丁文江、叶企孙、向达、任鸿隽、孟心史、孙楷第、严文郁、李耀南、吴其昌、陈任中、陈璧如、赵丰田、袁涌进、钱稻孙、梁思庄、梁思永、蒋复璁、傅惜华、曾宪三、谭其骧等。
开辟梁启超所遗藏书专藏
馆务报告所述的这一年，经费紧张，中文书购书费12000元，西文书购书费56000元。中文购书在徐森玉、赵万里主持下，搜求的重要珍本书有：对研究明清之间史事和满洲先世之事有极高价值的清乾隆年间禁书数种，珍本戏曲小说秘笈多种，近代史料书（包括鸦片战争、义和团等重要史料）数十种，宋元明善本书多种，影钞《永乐大典》多种，共1698种，13002册又108页。还购进了宁夏出土的西夏文经99册又5页。
合并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很重视图书的编目分类工作，一改以前的旧式图书编目模式，是以卡片式为主，拟编成“分类目录”、“著者目录”、“书名目录”、“排架目录”各一份。为此，特聘刘国钧博士主持其事，又聘谢国桢协助。
索引的编制也是它十分重视的工作，仅在这一年中，就编制了《杂志论文索引》、《传记索引》、《文集索引》、《藏文书索引》、《满文书索引》等5种索引书。
这一年，北平图书馆还做了一件可列入士林或书林佳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很有积极意义的大事，这就是开辟了梁启超所遗藏书的专藏。
曾任北海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事业有着卓越贡献的梁启超，于1929年1月19日病逝，享年57岁。逝世前，曾在口头遗嘱中谈及他的藏书可借给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中收录了梁氏亲属会律师代表黄宗法受委托致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信函，其中有将梁启超所遗藏书“借与贵图书馆”的各项声明：
（一）藏书人之姓氏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其代表人为该氏之连续继承人所组织之梁氏亲属会，住所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
（二）关于寄存图书之卷数，拟俟点交接收时确定之。
（三）永远寄存以供众览。
（四）关于公开阅览及出贷之办法，悉愿遵照前述各项章则办理，但上述梁氏亲属会对于寄存书籍，愿保留自行借阅之优先权利，并愿遵守一切有关系之规则。
（五）关于庋藏之条件：（1）所有寄存书籍，拟请图书馆代为保险，所需各项保险费，亦请图书馆代为担任；（2）除去前项所开之请求，五十年内梁氏亲属会不另请求其他任何条件，五十年以后，遇有必要时，梁氏亲属会得向图书馆商订相当条件。
接到黄律师函后，北平图书馆当即派四名馆员赴津，点收运送书籍来平。《馆务报告》中又说：“除饮冰室全部藏书共二千八百三十一种约四万一千四百七十四册，新书一百零九种一百四十五册外，尚有未刊稿本及私人信件，均为重要史料，至可宝贵。本馆以事关学术，曾由委员会议决，在新建筑中另辟一室，以其书藏置于其中，藉资永久纪念。梁氏之建议，在国中实为创举，匪特学术界之盛事，亦可供国人之模范者也。”
看来，此种通过正规的法律手续，向国家图书馆寄存（实为变相的捐赠）个人藏书之举，在我国尚属首创，这种赠书方式是在进步的法制社会中才有的，故而《馆务报告》称之为“在国中实为创举”。我们知道，在以前和以后，乃至在很远很远的以后，个人向公家赠书，所采取的大都不是通过这样完备的法律手续，因而也就难免出现不尽如人意之事。
从这份《馆务报告》可以看出，远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一些有志有识之士的同心协力下，在指导思想、藏书规模、制度建设、先进措施、工作方法等诸多方面为今日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扎实丰厚的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当然更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年前辈们的筚路蓝缕之功
今天，在迎接、欢庆国图百年华诞之际，我们不能忘记，在她诞生的前四十年间，为她的成长壮大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那些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梁启超、袁同礼这几位做过特别重大贡献的人。
最早做出大贡献的是鲁迅。那是在京师图书馆时期。开始时，他尚未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而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和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那时，教育部的官员和公务员多是热衷于喝茶聊天、听戏唱戏、念佛，甚至是打麻将、吃花酒，或者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而他却是一位忠于职守、勤于公务的实干家、改革家。虽然，生活在那样险恶的政治形势下，他的心绪恶劣、悒郁，夜里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藤花馆和补树书屋里钞古碑，校勘古籍以自娱，“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呐喊・自序》）。但白天他还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的。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工作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职责范围，鲁迅作为科长，做了大量具体的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工作，为尚属草创时期的京师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向着完备的现代化的国家图书馆过渡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开馆阅览、馆务管理、充实馆藏、争取《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制度建设、改组、迁址、乃至建立京师图书馆分馆、通俗图书馆和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等项事业，皆是在鲁迅亲自主持或参与下取得成效或完成的。
从1912年5月来北京任职到1926年8月离京去厦门大学任教，在北京的14年中，鲁迅对京师图书馆发展壮大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只要翻一翻鲁迅这个时期的日记，就会得知其详的。
梁启超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并且做出贡献，是在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他对政治活动兴趣锐减，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之后。他对国图的贡献，表现于由京师图书馆向国立北平图书馆过渡并有着长足发展的时期，这已到了他的晚年。
早在1916年，他的学生蔡锷（松坡）逝世后，在极度悲痛之余，他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但直到1923年才在北京的北海快雪堂成立，次年又在西单石虎胡同开辟第二馆。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被推为董事长。同年10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部订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聘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因北京政府经费拮据，无力支付原议定的双方每月支付经常费4000元的条件，拟建中的国立京师图书馆便暂由中基会独力经营，名之为北京图书馆，因馆址在北海庆霄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更名为北海图书馆，原京师图书馆则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
馆长梁启超住在清华园，不能到馆内办公，李四光是著名地质学家，梁启超遂聘袁同礼（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兼目录学教授）为图书部主任，主持馆务工作。
梁启超潜心于在清华园里讲学和著述，身体又多病，很少到馆办公，但对馆内的大政方针和一些重大事务，诸如图书分类、采购善本书、经费来源、制度建设等事皆亲自过问，参与研究。
他知人善任，选定了精于图书馆学、毕生尽瘁于图书馆事业的袁同礼来馆主持馆务，实是对国图发展的一大贡献。
袁同礼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任职时间最长、对馆务工作最为熟悉、在国图百年发展中（前四十年）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从1928年7月到1948年12月，他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整整二十年。北平图书馆建立之初，因馆长蔡元培系兼职，平日不来馆办公，由副馆长袁同礼行使代理馆长职责。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后，袁就升任馆长了。
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南迁，袁同礼积极同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密切合作，使馆藏图书资料能够为由于匆匆南迁而缺书少书的大学师生使用，与大学联合起来，共渡战时的难关。他还派出馆内工作人员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协助工作。袁同礼又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的名义，向美、英等国的大学、学术文化团体呼吁，请他们向遭受战争苦难的中国捐赠图书，他把外国友人的赠书，分配给各大学使用。
袁同礼对国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始终不渝地广泛搜求图书典籍文献资料；着眼于藏书的广泛应用；积极领导编制书目索引；大力扶植培养图书馆事业专门人才等方面。
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抗战期间，袁同礼先后同长沙临大、西南联大等高校科研单位合作，组织成立中国战事史料徵辑会（简称史料会），他与冯友兰、刘崇?、姚从吾、钱端升、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组成委员会，袁同礼、冯友兰为正、副主席，指导徵辑、整编工作。除了在抗战前方、后方、沦陷区、国外搜集，袁同礼还亲自向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人周恩来提出申请，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收集到不少革命书刊、文献史料和相关纸品资料，充实了馆藏。如今国家图书馆入藏的不少珍贵革命文献、抗日史料，就是那时征集到的。
注意广泛征集图书资料以充实、丰富馆藏，这是袁同礼也是国图一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笔者收藏的这本《馆务报告》，扉页就有用大号字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启事》，提出：“深企祷倘蒙不遗在远以中西文图书惠赠或寄存敝馆者，无任欢迎，望嘉贶之遥颁戴高情于靡既林风伫候，敬希鉴察”等语。而在本书的“附录六”《赠书人名录（民国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中，就有丁文江、朱师辙、余上沅、沈尹默、胡适等120人和大陆银行、大夏大学、山西省立图书馆、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省民政厅等146个单位赠送了大批书刊文献资料。
《馆务报告》还刊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书籍目录，可见，当时馆内虽然尚无出版社的名目，但却已把“编纂与出版”作为本馆年度工作之一项来总结。这一年，就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概况》、《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李慈铭汉书札记》以及《北平图书馆丛书》等多种图书。而笔者收藏的另一本袁涌进编、由袁同礼、周作人、刘国钧作序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1936年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为“中华图书馆丛书”之第十一种，似为中国最早研究作家笔名的专著），亦为北平图书馆出版发行。我想，这似应为今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之滥觞。当我们看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不断出版的那些具有极其珍贵的学术与文献价值、印刷精美、颇受读者欢迎的书籍时，我们不应忘记当年前辈们的筚路蓝缕之功。
中国国家图书馆已进入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之列，这些事是应该记上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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