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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张一纯先生

2009-09-1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散木 我有话说
谢泳在他的新书《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中,有一篇《陈寅恪〈论(再生缘)〉太原流传之谜》的文章。他说:他曾在太原南宫古玩城楼上的“博古斋”“亲见过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原本,油印一册,书品极佳”,可能是他因此觉得很意外,揣测说:“《论〈再生缘〉》是陈寅恪1954年
油印的一本小书,想来流传的范围很小,太原不是文化中心,这样一本印数和流传都极有限的书,何以会几十年后出现在太原的旧书摊上?我想这本《论〈再生缘〉》流传到太原可能有两个渠道,一是陈寅恪亲自将此书赠送他在太原的熟人(包括亲属、学生和朋友),二是在太原的学者仰慕陈寅恪,辗转得到本书。”最后,他判断此书“是当时山西史学界知名学者手中的书,因为一般读者不具备得到此书的前提”,而“上世纪5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梁园东、阎宗临、郭吾真、常绍温、王守义等教授,和国内一流学者间多有联系和交往,所以此书很可能来自他们当中”。

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油印本在太原被发现,引起了谢泳诸多的联想,想想看的确也很有意思,不过,他说“陈寅恪当时在广州,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和广州联系较多的是常绍温教授,她后来离开太原回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也许本书会是她家中散出之物?”其中就有许多错误,常绍温晚年是在广州的暨南大学,不是中山大学,而且常家的藏书据我了解(鄙人是她的邻居),并没有散出,应该是完好地转到了广州。至于其他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如梁园东、阎宗临、郭吾真等,梁园东先生后已不是历史系的教授了,他可能会有散出的藏书;阎宗临先生的藏书,应该也没有受到损失,不过,如论山西人而与陈寅恪先生有交情,则阎宗临先生当为首选,因为他是在50年代初从中山大学历史系返乡任教的,如无意外,他应该与陈先生保持有联系。郭吾真先生,也是与常绍温先生同为山西大学十分少见的文科女教授之一,她的“先生”就是谢泳时常提起的外文系教授常风先生,但他们夫妇可能与陈寅恪先生并无来往。此外,谢泳在文章中还提及陈寅恪“一个弟弟的儿子”(侄子)和陈寅恪学生之一的王永兴,以为《论〈再生缘〉》流到太原有可能与他们相关,这我就不好猜了,不过,如果依照谢泳所说的,对此进行“一点逻辑推想”,所谓“如果能有知其事者把此事说清楚,对研究陈寅恪著作的流传会有帮助”,则我还是想说说谢泳没有提到的一个人,他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张一纯先生。

为什么要说张一纯?这是最近闲翻台湾版的《顾颉刚日记》,有一个人名经常出现,他就是浙江永嘉人、后为山西大学历史系讲师的张一纯,他生前是搞历史地理学的,自然与顾颉刚先生走的很近,也许也与陈寅恪相识,当然这不是最大的理由。最大的理由么,山西大学的老人们大概都知道,在山西大学,若论藏书之富,则非张一纯莫属,记得当年,他的家里(与鄙人同楼),竟有一间房子是专门用来藏书的!那个时候,谁家有藏书室呢?记得少年时曾参观过张先生的藏书室,和图书馆的藏书方法差不多,好几架子书籍整齐排列,用了《武林外传》中时髦的话,是“排山倒海”一般,让人看了只有“震惊”二字,那是张先生“精神的巢穴”和“生命的禅房”。可怜张先生,也是因为喜欢藏书,最后牺牲在集书的路上――“文革”期间,他仍经常去离山西大学几站路的坞城路新华书店看书、购书,一次意外在路上被无轨电车辗过,人当即就不行了,当时社会很乱,他死后,尸体被搁在一座大桥的涵洞里,然后才火化掉的。

此后经年,北京“中国书店”的收书人,每到山西,必到张家问询,不过,似乎张先生的藏书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记得张先生的夫人是一位娴静的南方人,当时在一所中学教书,她守着书城。我离开山西大学的时候,张先生的两位公子,一位学医,最后去了美国;一位就留在当地,学了声乐,且成为了音乐系的教师,最终他们都没有继承张先生的事业。是不是此后,张先生的藏书有了变化呢?藏书与所谓“世家”,最后的命运大概一样,无非几世而已,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张先生的藏书“飞入百姓家”,也许其中就有那一册《论〈再生缘〉》吧。

张一纯先生喜爱藏书,但他似乎惜墨如金,自己写的倒不多,只有薄薄一册的《〈经行记〉笺注》,以及与夏鼐合著的《叶水心年谱》。最近从网络上看到了他的一幅手稿――《文明灿烂历史悠久的祖国》,是在“孔夫子旧书网”拍卖的,可见他的藏书以及遗稿之类,的确是流出了。

一纸《陈寅恪〈论(再生缘)〉太原流传之谜》,让人想起了过去“文化太原”的许多旧人旧事,上述提及的之外,似乎还应该提一下以下几位――桂林朱荫龙先生。朱先生是南明后裔,即南明靖江王第十七世裔孙,后为广西著名文化人,人称“广西一枝笔”,曾任广西省长机要秘书。柳亚子先生生前专治南明史,曾于建国初年倡导修治《南明史》,并推荐朱先生加入,惜此事不谐,朱先生遂与陈迩冬两位广西文化人加入了山西大学(当时称山西师范学校),后朱先生成了右派,一次与友人借酒浇愁,竟饮酒过量而丧命。朱荫龙(琴可)先生的公子就是北大著名世界史教授朱龙华先生,记得《读书》曾刊有朱龙华先生的书房照片,这也是藏书史上的雅事。(顺便记得有一山西大学学子在报纸上发表《想起了老师们》一文,其中回忆有“清癯慈祥的贺凯主任,率性独立的姚奠中教授,字透板背的田润霖先生,言语急切的郭根先生,随和良善的杨达三乡贤,整洁不苟的陈过先生,口吃风趣的马雍先生,声音洪亮的姚青苗先生,严肃庄重的朱荫龙先生,话语质拙的辛治华博士,声气柔婉的黄月华先生,年少博识的陈扬炯先生,谦虚自敛的贾崇柏先生,有点张扬的马银生先生”,等等)此外还有曾在山西大学任教的知堂弟子江绍原先生、胡适弟子关其桐先生,以及体育系的涂文先生(湖南浏阳人,毕业于东南大学,后为清华大学体育部专任讲师兼代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50年代院系调整来到山大)。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外相极似辜鸿铭的张克昌先生,其曾在抗战胜利后编有《中国通史》(太原合众印刷社出版),先前是北大学生(国文预科,后入政治系,毕业时有所不甘,再读历史系,累积下来就是十年北大读书的光阴),后来山西闻人南桂馨在天津当市长,张克昌任其秘书。这些人,他们都有散书的经历,也许以及曾持有那册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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