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世界城市发展简史》和《世界十大建筑鬼才》之后，《城市环境设计》杂志资深编辑王博近期在辽宁科技出版社推出了新著――《北京一座失去建筑哲学的城市》。
在书中，作者从同时期的古罗马和北京城进行比较入
而这些，又都被作者融会在简洁优美的文字表达中。他对城市文化的理性思考，对未来首都城市定位的探索，以及制度建设在未来首都城市建设中重要性的反思，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共鸣。该书上市以后，即蹿升至京城一些知名人文书店的“周排行榜”，想来不为无因。
读书报：每座城市的规划、建设都有其一定的内在逻辑，您的新著命名为《北京一座失去建筑哲学的城市》，这样的判断是否有点偏颇？
王博：似乎不偏颇。你知道，当前的中国呈现出一种焦灼的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是因为我们国家处正在一个转型期，产权从模糊到明晰，这个阶段可能要历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力量都在重新分化，聚集。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北京变得可爱又可恨。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向老祖宗学习过，但是终究解决不了复杂的现实问题，同时，西方的建筑文化也被不加选择地引进，二者叠加，造就了北京的现实境况，就是不知“东西”的困惑。
读书报：相比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大楼、鸟巢等这些造价高昂的后现代派建筑，您更多地肯定了我们自己的优秀建筑传统，说中国建筑有“根”，那么，如何在现代建筑中体现这“根”并达致两者较为完美的交融呢？
王博：首先，我们必须肯定的是：现代主义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绕过去的一个“结”。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效率”。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类生产的效率。如果说传统可以打破的话，规律却必须遵循。你所说的这几座建筑，如果硬要找一种特质的话，我想是有的，比如国家大剧院，你去问问北京的“的哥”，兴许会得到答案。央视新大楼的原始创意缺乏对中国人的尊重，其创意来自于男人的阳具和一个跪着的女人。相比而言，鸟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艺术性而言，“鸟巢”是一座饱含着东方含蓄美的建筑，这座用灰色矿质般的钢网编织而成的建筑被透明的膜材料覆盖，中间包含着一个土红色的碗状体育场看台。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中镂空的手法、陶瓷的纹路、红色的灿烂、热烈与现代的钢结构设计完美地相融在一起。可以看出，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以一个中国文化局外人的身份设计了一座契合中国人审美基因的作品，而不是像长安街上的某些建筑一样做一个有形的符号放在上面，这正是浮躁年代的中国建筑师所缺少的，这座建筑的生命力也在于此。
事实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品都是对本民族艺术藏库中的遗产加以运用，并借助现代的工艺手段来实现的。中国建筑师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借助现代的工具解决建筑审美的情感归宿问题。
读书报：有国外专家称中国“这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让人听上去很沉重，您怎样理解这句话？
王博：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想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会很沉重。当然，我个人并不认同他的这种观点，我始终坚信我们民族内在的濡化能力。中国的崛起打乱了西方人固有的游戏规则，这是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才孕育着生机。在我和中国建筑师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已经感觉到他们内在的激情和创新能力，但是在我们这个缺乏良性机制的国度里面，资源和权力是不对称的，好的创意往往会被消耗掉。
读书报：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发展浪潮的兴起，出版了很多探讨、解读城市发展相关问题的著作，与这些图书相比，您的这本书特色何在？您想通过它告诉读者一些什么？
王博：我是怀着反思和怀疑的精神来追忆这座城市的，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也正因为此，这本书才会有它的现实意义。
就建筑设计而言，我希望不要简单地照搬，或者形而上地弄一个“帽子”，让中国的建筑成为这个民族“会说话的工具”。就城市规划而言，我希望合理地分化这座城市的功能，让周边的城市――天津、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得到相得益彰的发展。北京不再拥挤，外省也不再贫瘠。就精神层面而言，我希望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都能够享受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再没有外省人的概念，不用年复一年地办暂住证，大家的心态是平和的，能够自然地融入社会，为改善自身和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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